导读

新动能只能通过提升效率来提高，效率提高只是新动能的表象，如何提高效率的途径和手段才是新动能的实质；提高效率或全要素生产率的途径和手段可以概括为供给侧“三大发动机”——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或者改革、转型、创新；“三大发动机”并非平行的发动机，其中制度变革是根源性发动机，因为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都依赖于或受制于制度变革。

寻找经济发展新动能刻不容缓　

首先，阻止中国经济持续下行需要寻找经济发展新动能。近年来，在制度性因素、结构性因素、周期性因素等的综合作用下，GDP增速持续下行，从2010年的10．3％一路下滑到2016年三季度的6．7％。尽管今年三个季度都稳定在6．7％的水平，但主要是由房地产和货币投放这类传统动能实现的。这些传统动能既具有副作用和后遗症，又不可持续。故急需寻找新动能，以阻止经济下行、稳住经济增长、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其次，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寻找经济发展新动能。2015年，中国人均GDP超过7900美元，已处于中等收入阶段，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一系列挑战。中等收入阶段最主要的挑战是如何实现产业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升级，而产业向高附加值升级需要具备人才、技术、知识、管理、制度等条件。创造这些条件就是寻找经济发展新动能。

再次，“三驾马车”作用日渐式微需要寻找经济发展新动能。过去多年来，受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分析框架的影响，很多人将只是支出法核算的GDP三大组成部分——出口、投资、消费当成了经济发展的动力，于是乎，外需不行了，就拉动内需，投资不行了，就扩大消费。但现在出现了两个新情况：一是“三驾马车”尤其是投资的边际效益递减；二是“三驾马车”的副作用和后遗症在加大，如出现了较严重的产能过剩、资产价格泡沫、过高的债务负担、银行不良资产率上升、金融风险加大等问题。总之，“三驾马车”日渐式微，必须寻找新的动能。

第四，传统要素日益短缺需要寻找经济发展新动能。从供给侧来看，过去多年来，我们主要依靠普通劳动力、土地、资源、环境等传统要素或“规模型因素”的大规模投入来拉动经济增长，这类要素的特点是投入量的增加可以直接增加GDP，但不能带来效率的提高。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方面带来要素投入的边际效用递减，另一方面带来资源能源的短缺、环境污染压力的加大。目前，中国已面临资源能源短缺、环境污染压力加大、人口红利消失的挑战，故必须寻找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第五，GDP导向制度副作用显现需要寻找经济发展新动能。过去多年来，还有一个拉动经济高速增长的旧动能，就是中国特色的GDP导向制度。为了促进GDP高速增长，我们设计了一整套GDP导向的相关制度，如人口制度（当初设计的控制生育制度旨在减轻劳动者的抚养负担、减少人口过多对经济增长的拖累）、拉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土地财政制度、软约束的货币发行和信贷投放制度、GDP导向的干部考核制度等。这些制度对促进GDP高速增长确实起到了独特而显著的作用，但这些制度的副作用和后遗症也在加大，故必须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要求对其进行改革，尽快寻找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从哪里寻找经济发展新动能　

从理论逻辑上看，经济发展动能主要来自于如下四个方面：一是需求侧动能，即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拉动这“三驾马车”又主要靠财政、货币金融和出口政策，特别是政府投资政策和货币信贷政策；二是要素投入动能，即通过大规模投入劳动力、土地、资源、环境、资金等生产要素来实现经济发展，在生产函数中，这些要素投入量增加可以增加产量或GDP；三是效率提高动能，即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推动经济发展，在生产函数中，凡是不能用要素投入量增加来解释的经济增长，都可归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四是GDP导向制度动能。前述三大动能是解释所有国家经济发展的通行框架。但由于中国体制具有特殊性，政府对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主导性，可以利用体制的优势，设计一套服务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战略方针的超强促进经济发展的独特制度，如前述人口制度、土地制度、货币金融制度、干部考核制度等。

在上述四大经济发展动能中，需求侧动能、要素投入动能、GDP导向制度动能都属于过去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运用、轻车熟路、行之有效的旧动能。但正如第一部分所分析，三大旧动能都遇到了瓶颈和新问题，难以为继了。这就需要我们尽快寻找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经济发展要靠企业、居民和政府等各个主体的方向正确且高效的行为，而各个主体的行为受制度的引导。好的制度能调动各个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其采取方向正确且高效的行为，带来经济发展。在当前形势下，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需要针对企业、居民和政府三类重要主体，分别推进相关制度变革。

（来源：中物联大宗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