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企业经营承压、结构性失业突出，收入增长放缓。2022年以来，受中小企业和平台企业经营压力持续较大（2023年1～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20.6%）、房地产市场持续下滑（2023年4月房地产投资同比降幅扩大至7.2%）等因素影响，城镇调查失业率高企，16～24岁失业率长期维持在17%左右的高位（2023年4月更是超过了20%），居民收入增长明显放缓，极大限制了消费能力。2023年第一季度，居民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仅为3.8%，不及4.5%的经济增速。考虑到青年失业率存在季节性，每年7月的毕业季一般是年内高点，预计接下来青年失业率仍处于高位，削弱了消费恢复的收入支撑。

二是不同群体的收入分化拉大，制约了消费全面回暖。一般而言，低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更高，收入分化扩大不利于消费潜力释放。疫情暴发以来，我国城镇和农村地区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差距均有扩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收入五等分划分，2022年全国最高的高收入组与最低的低收入组的可支配收入之比从2021年的10.3提升到了10.5。2022年代表奢侈品消费的金银珠宝类零售三年复合增速达8.1%，明显超过整体限额以上商品零售增速（4.6%），也表明疫后高收入人群受冲击相对更小。进入2023年后，必需消费边际转弱，限额以上零售品类中，4月份，药品、粮油食品、饮料、日用品、烟酒等环比也处于多年以来的低位；大宗消费乏力，4月份，通信器材、汽车环比均处于多年同期低位，房地产相关品类消费持续低迷。

三是消费信心持续低迷，居民部门主动“去杠杆”。抗疫三年持续消耗叠加就业收入预期转弱，导致居民资产负债表受损，表现为储蓄意愿大幅增加、消费意愿大幅降低。2022年居民存款大幅增加17.8万亿元，创历史新高，较2021年的新增存款高出了约8万亿元。进入2023年后，第一季度居民新增存款近10万亿元、远高于历史同期，而4月居民新增中长期贷款-1156亿元，净偿还规模创有统计以来新高，居民资产负债表收缩值得关注。同时，人民银行调查数据显示，2023年第一季度倾向于“更多消费”的居民占比仍处于低位（23.2%），而倾向于“更多储蓄”的占比仍处于高位（58.0%）。

二是推动城乡消费双向融合发展。近年来，一些平台企业积极推进电商、快递进农村服务，大力建立农产品冷链物流设施，打破了城乡之间的市场分割，实现了农产品上行与工业品下乡的同步推进，有效促进了城乡消费的融合发展。一方面，一些平台企业积极发展农村物流服务，对行政村的覆盖大幅提升，众多乡镇已经实现“当日达”或“次日达”，带动了中小城市、县域农村线上消费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一些平台企业依托自身的电商平台、科技能力和社会供应链服务，对接全国各地的农特产地及产业带，直连各地的蔬菜和农牧基地，帮助拓展偏远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农牧产品、手工产品的销路，推动了特色农牧产品和手工产品的品牌化、规模化、优质化发展。

三是加快消费新场景新模式发展。近年来，互联网平台企业在积极发展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网络视频、网络社交等新型消费的同时，利用自身的客户积累和技术优势，不断拓展线上医疗、线上教育等新型数字消费场景，积极推进线上线下消费融合发展，极大地改善了消费体验和便利度。与此同时，一些平台企业整合供应链的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客户流，遵从市场需求导向，创新推出了智能化的C2M反向定制供应链，从消费者差异化需求出发驱动生产，大大提升了生产企业的新品开发能力，更好地满足了消费者的个性化、差异化需求。在此基础上，金融机构与平台企业合作，积极推进场景金融服务，提升数智化风控能力，消费金融服务的质量和效率也大大改善。

四是强化不同地区消费价格联动。2012年以来，我国CPI一直处在较为温和的波动区间，尽管自2020年开始，新冠疫情下物价波动加大，但近十年内的平均CPI涨幅在2%左右，远低于2002～2011年2.5%的平均涨幅。这背后固然有全球化、老龄化、技术进步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平台经济快速发展的影响的确不可忽视。具体而言，电商平台拓宽了市场边界，降低了信息不对称，让消费者拥有了更大区域范围的商品选择权，减少了厂商差别化定价；促进了市场竞争，降低了商品价格的黏性；实现了线上线下消费联动，平抑了整体的商品价格；促进形成理性价格预期，如疫情期间在全国市场统一匹配产品供需，且将需求信息向生产端传递，实现补充急缺用品生产、减少供需缺口，快速平抑了价格波动。

一是加大中央财政促消费力度，支持地方政府与平台企业联合发放消费券。从中国香港地区以及美国的政策实践来看，疫后针对居民的财政补贴增加了居民收入、避免了资产负债表受损，带动了消费快速复苏。我国2022年实施的汽车购置税减免政策，也带动了汽车消费的大幅反弹。2023年，财政政策特别是中央财政还有积极加力的空间，鉴于我国企业和居民社保及公积金负担较重，针对积极合规缴纳社保的企业进一步降低社保、公积金费率，可以增加居民当期可支配收入，企业经营状况改善也会带动其消费性支出。同时，应尽快厘清消费券的迷思，加大中央财政对地方的转移支付，统筹支持地方政府加大消费券发放力度，尽快缓解居民收入下降、信心不足对消费恢复的制约。在发放模式上，建议采取“财政补贴+企业折扣+平台让利”“线上消费+线下消费”的组合模式，放大消费券杠杆效应，同时利用数字科技手段加大对低收入人群的针对性投放力度。

二是对于绿色智能家电电脑下乡和以旧换新，加大财政资金补贴。2009～2012年，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家电下乡和以旧换新政策表明，加大财政对家电消费的补贴（消费券），短期有助于带动消费快速恢复，长期还可以发挥推进消费升级、带动企业生产、改善财政税基等功效。2022年7月，我国出台了促进绿色智能家电手机等消费若干政策措施，虽然在改善家电消费和促进消费升级方面取得了一定效果，但仍有很大发展空间。建议借鉴乘用车购置税减免政策，将财政支持与刺激家电、电脑消费政策有效结合，利用平台企业的线上销售网络和配送网络，在全国范围内，针对绿色智能电器下乡和以旧换新，加大财政补贴，进一步打开家电消费的发展空间，并同步推进家电等行业的绿色化智能化升级。

三是支持平台企业创新消费模式和场景，打开县域农村下沉消费市场。尽快出台支持平台企业境内外上市、推出平台企业投资“绿灯案例”等具体举措，释放平台企业的发展活力和创新动力；发挥平台企业在发展新型消费方面的作用，积极推广反向定制，加快线上线下消费融合发展；将药品网络销售、互联网医疗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内，建设全国统一的医疗支付与报销平台、处方流转平台，加快互联网医疗等线上服务消费。同时，健全农产品流通网络，完善县乡村三级物流节点设施体系，培育农产品网络品牌，改善农村电商配套服务，畅通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双向流通渠道，充分满足县乡居民个性化、多元化、中高端消费需求。

四是支持平台企业带动中小企业共同纾困，改善消费恢复的就业收入基础。当前，平台企业，特别是一些兼具实体性、科技性、产业生态型、网络外部性的“新型实体企业”，已经与广大中小企业形成了密切的业务联系和良好的产业生态，而企业利润负增长弱化了直接减税降费的政策效力。建议改变直接对小微企业进行减税降费的纾困思路，加大对平台企业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财税补贴，借助平台企业对中小企业发放采购券，由平台企业带动广大中小企业融合脱困，以此缓解企业的经营压力和居民的就业压力。同时，鼓励金融机构与平台科技企业合作，推广应用供应链金融科技，通过数字化实现供应链金融服务与产业供应链发展的“双链联动”，更好地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

 （责任编辑　许小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