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认为，卡尔·门格尔1871年出版的《国民经济学原理》标志着奥地利学派的诞生。然而，他的主要贡献在于他续并发扬了一种源于欧洲大陆天主教思想的传统，其思想的先驱可追溯至早期希腊哲学，更明显的体现也可追溯到古罗马的法律、哲学和政治思想。

门格尔的《原理》着力于重建经济科学的基础，即在保留经济学抽象与理论特色的同时，对价值与价格提出一种与古典派学说截然相反的理解。古典派经济学家们认为，价值受以往资源成本的支配；门格尔则认为，价值是对今后满足消费者需要的实用性的判断。门格尔的著作虽是奉献给德国和奥地利说德语的学术界的，但它在方法、风格乃至本质上，都与当时德国各大学的研究大相径庭。

德国经济学家对门格尔的著作不屑一顾。在门格尔发表了有关方法论的著作（门格尔，1883年），向历史分析研究法提出挑战后，奥、德学者间的裂痕大大加深了。门格尔1871年的著作在德国受到冷遇，这使他确信只有正面抨击历史学派才能拯救德国经济学。这次恶言相交的学术论战肯定有助于国际经济学界注意到奥地利学派的存在，并把他们视为一伙赤诚的经济学家，他们提出了大量令人振奋的理论观点，补充和加强了新生的边际主义文献，深刻地修正了当时仍占统治地位的古典价值理论。

庞巴维克、维塞尔、J•科摩琴斯基（J．Komorzynski）和R•朱克坎德（R．Zuckerkand）等人的著作，详尽阐述或探讨了门格尔在价值、成本与价格方面的核心思想和主观主义观点。V•马塔亚（V．Mataja）、格罗斯（Gross）、萨克斯（Sax）以及R•迈耶（R．Meyer）等人，则提供了有关纯利润理论及其在财政理论上应用的著作。

奥地利经济学派 

奥地利学派与19世纪以来经济学中的各流派，比如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学派（洛桑学派），杰文斯的数理学派，凯恩斯和凯恩斯主义，芝加哥学派，理性预期学派，新凯恩斯主义等等，有着根本的不同。这些可被主流接纳的学派或可统归为新古典经济学，以区别于“边际革命”之前由亚当·斯密开创的古典经济学，始于瓦尔拉斯，杰文斯，至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为第一个成熟高峰的新古典经济学模仿自然科学（natural science）并大量数学化，用研究物的运动（自然现象，简单现象）的方法研究人的行动（人类现象，复杂现象）。

奥地利学派——从方法论到诸多基本观念——所走的完全是另一条道路，它坚持认为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或人类科学（即人类行为学praxeology,或the science of human action）研究的是人类的有意识（有目的）行为，而非自然界物质，因而应有其自身的方法体系，决不可以是非目的论的和实证主义的。经济学作为人类科学最发达的一个分支，其分析对象并不限于所谓的经济行为。

奥地利学派强调最好的社会秩序是自发秩序，反对干预主义，从这个意义上，奥地利学派是古典经济学的真正后裔，它革新的是经济分析的方法和概念。与之相反，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反而常和古典经济学的这一根本立场背离，转向宏观调控和制度设计，相应的在方法上是实证主义，在技术上追求数学的计算和证明。

简单地说，古典经济学在19世纪下半叶一分为二，由于历史的偶然特别是凯恩斯主义的兴起和二次大战的爆发，致使奥地利学派的发展成为了潜流，其中只有哈耶克一人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主流学界、英美政界乃至普通读者中拥有巨大的声望和影响，而这不一定是因为他的经济理论，他还是一位可以写出相对通俗的名著（如《通往奴役之路》）的政治哲学家。

奥地利学派不能成为主流的更深刻的原因，也可能在于米塞斯的这段分析：“经济学不受人欢迎的原因是它对特权的后果的分析。人们不可能反驳经济学家的论证：一切特权都损害其它人或者至少其它大部分人的利益，那些受害者只有在政府答应也给他们特权时才会容忍它，然后，如果每个人都获得特权后，没人赚了而是所有人都赔了，因为劳动生产率必然会普遍下降。但是，经济学家的告诫却被那些清楚地知道若没有特权就不能在市场竞争中得胜的贪婪的人们视而不见。他们相信他们能够比其它人群得到更有价值的特权，或者至少能够在一定时期内阻止其它人群得到补偿性的特权。在他们眼里，经济学家只是企图破坏他们的计划的捣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