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由于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加之资源分布在全球范围内的不均衡，大宗商品贸易一直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全球性大宗商品交易体系的逐步建立和交易市场趋于成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已成为反映全球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和影响各国经济走势的重要因素。那么，影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黄国平：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主要解释变量包括经济基本面和金融面。从金融层面上看，在全球流动性推动下，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金融化特征日益显现。2003-2011年，大宗商品相关金融(衍生)工具的投资需求急剧膨胀，相关资产价值从130亿美元上涨到4500亿美元，远超实际消费需求。对石油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对比分析发现，投机性金融因素放大了基本面触发价格上涨。尤其是金融危机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各发达经济体采取的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使得市场流动性大量增加，从而助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至于实体经济的基本面，全球总需求的扩张，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的高速增长而产生的实际与预期需求增加是推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主要因素。另外，资源不可再生性、基础设施和生产设备长期低水平投资、市场结构的垄断性、地缘政治风险和气候异常等因素导致存货水平和闲置生产力下降、供需失衡，使得大宗商品市场更易产生波动。

　　长期而言，实体经济因素是影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主要因素，但在短期，国际投机因素是导致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和金融化的重要原因。有关研究结果发现，实体经济需求和美元汇率是2003~2014年驱动大宗商品价格变化的长期性因素；投机性因素在2005年之后日益凸显，成为2006~2008年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重要推动力；2009~2011年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主要源于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宽松的货币政策；2012年后的需求不足和美元走强是导致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疲软的重要原因。

　　至于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中国因素，总体来说，中国对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影响正在加强，但这种影响要小于美国。中国因素并非对所有大宗商品都能产生较明显影响，且其影响机制主要是总需求而非流动性。诚然，当前，中国因素通过对市场供需关系和库存直接作用而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具有间接影响，而投机力量借助中国元素炒作，则可能是中国因素影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更重要原因。

　　记者：未来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发展会受哪些具体因素影响？

　　黄国平：一是全球市场经受考验，实体经济呈现复苏。2016年以来，全球经济走势基本平稳，且呈现出温和复苏的态势。其间，尽管受中东局部战争、英国脱欧等一系列“黑天鹅事件”影响，全球经济金融市场仍经受住了考验，表现出较为稳定的复苏态势。从各主要国家和地区PMI指数走势可以看出，美国制造业PMI率先于年初触底回升，其后中国、欧元区PMI在一季度末也开始迎来反弹。美国、中国制造业PMI先后站上50“荣枯线”上方，全球制造业复苏态势的基本确立为2016年度大宗商品价格的企稳上涨作了强有力的铺垫。

　　二是中国因素提振需求，供需关系发生逆转。近年来，中国对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影响正在加强。近年来，在“三去一降一补”的政策指导原则下，中国政府积极推进供给侧改革，钢铁、煤炭等长期产能过剩行业的产量有所下降，企业与市场去库存较为积极。需求端方面，为减缓经济下行压力，中国政府一方面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强力推行“一带一路”国际化倡议，这使得大宗商品需求逐渐企稳回升，市场供需关系开始发生本质性转变。

　　三是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廉价资金冲击市场。经济周期、产业供求关系对大宗商品市场的影响往往表现为长周期特征，而短周期决定商品价格变动的重要因素主要是货币因素，货币流动性的扩张与收缩对大类资产的名义价格有着显著影响。

　　记者：对于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前景作何预判？

　　黄国平：当前，全球经济温和复苏，发达经济体中美国经济明显好转，中国在稳增长与供给侧改革双重推动下经济逐步显现企稳迹象。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复苏势头走向稳健，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结构性调整进程可能加快，这为全球大宗商品发展前景保持相对乐观在实体层面上奠定了较好的物质基础。诚然，大宗商品市场增长趋势和价格走势不仅仅取决于实体经济层面上的发展，同时全球各主要经济体在货币与金融政策、市场流动性提供、产业供需与结构调整方面以及地缘政治格局冲突等事件的出现都会对其产生显著影响。

　　我们对未来全球大宗商品发展前景表示相对乐观。根据IMF预计，2017年、2018年、2019年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平均水平分别为116.2、115.7、115.3，其中，2017年相对前一年的变动率为16.1%。

　　综合来看，全球经济稳步复苏态势下大宗商品的需求端有望保持低速增长的态势，而供给端受过剩产能退出、企业库存下降、减产限产协议达成等一系列因素影响可能进一步呈收缩之势，未来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将呈相对乐观态势。此外，注意到美联储加息步伐加快、OPEC减产协议失效、自然气候灾害突发及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等可能给部分大宗商品带来的风险与冲击，大宗商品价格在呈现缓慢增长趋势的同时，波动频率和幅度料将有所增大。

　　记者：目前，中国已经成为许多大宗商品的最大消费国，如何有效应对和冲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负面冲击？

　　黄国平：中国不仅需要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模式，同时，更加需要从维护国家经济和战略安全的角度，实施以争取国际定价主导权为中心的有效战略和政策：

　　一是从维护和保障国家能源和资源安全高度，完善国家战略资源储备制度和体系。一方面，在国家层面上，有序增加石油、黄金等国家战略资源能源储备能力；另一方面，支持和引导资源能源企业建立市场化的企业层级的储备体系。实施能源、资源“走出去”战略，支持和鼓励能源和资源企业加强境外资源开发和产业投资，扩大境外权益资源、能源规模。

　　二是配合“一路一带”倡议实施，加强与“沿路”和“沿带”国家在能源资源领域开展多边与双边合作，推动构建多元、分散和可持续的能源资源供应渠道，寻求广泛的能源供应链。在推进“一路一带”倡议上，各国和地区互联互通，建立更加紧密的经贸关系同时，打造以能源资源合作为核心的新合作亮点。尤其要抓住当下美国降低对中东、非洲和拉美石油依赖，主要资源输出国寻求扩大中国市场份额的有利机会，通过以贸易带动投资、金融和产能合作，增大对这些国家和地区战略投入，加强中国在相关国际和地区的影响力。

　　三是建设和完善国内大宗商品现货和期货交易市场，提升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定价话语权。一方面，通过完善国内大宗商品市场现货与期货市场交易体系和机制，扩大国内大宗商品市场现货和期货交易规模，逐步建立和完善较为合理的大宗商品贸易和金融机制和体系；另一方面，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的加快，力推人民币在国际石油等大宗商品贸易中作为计价和结算货币，形成“石油——人民币”良性循环，构建以人民币为计价货币，反映中国市场变化的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体系。

　　四是充分发挥能源资源需求大国地位，积极影响和融入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协商机制重塑过程。当前，以OPEC为代表的国际石油价格协商机制在大宗商品波动行情中没有充分发挥稳定价格的作用，说明当前以石油为代表的大宗商品现行价格协商机制存在重大缺陷。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大宗商品需求国定价地位提升，未来可能会出现包括产出国和输入国及相关机构共同组成的新型能源、资源价格与产量协商机制。我国作为主要能源、资源需求国，通过积极配合和推动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深化发展与大宗商品主要输出国和进口国的经贸关系，积极融入大宗商品价格协商机制的重塑过程，带动国际产能合作。

　　五是实施有效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配合，对冲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冲击。从日本、欧盟等受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影响较大的国家的政策实践看，应对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实体经济冲击的有效手段是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包括税收、补贴以及政策利率手段。当前，我国伴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加大，既要抑制落后产能的进一步扩张，同时也要积极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和传统产业的升级。因此，需要充分发挥财政政策作用，兼顾稳增长和调结构，同时，关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价格波动可能对中国实体经济带来的消极影响，配合以灵活适度的中性稳健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社会融资总量适度增长。目前，全球主要关注中国需求对国际大宗商品走势影响，而忽视了美联储等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对大宗商品价格产生的作用。作为大宗商品进口大国，中国需要密切关注欧美等发达国家货币和财政政策对大宗商品市场的溢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