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新兴市场，特别是中国，在过去二十年的高速增长，全球需求的重心已经从西方转向东方。我们关注到，金属供应的发展或许也同样值得引人注目。主要是新的金属矿床的发现，表明以前未知的扩大全球供应的可能性。1最主要的发现是，金属开采的新领域将从北向南转移，即从发达国家与地区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转移。

未探明的金属矿产的地下储量是值得关注的重点，尤其是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仍有大量尚未被发现的金属矿产资源。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以下，已知的地下的矿产估计平均约为13万美元每平方公里，相反非洲只有约2.5万美元（详见麦肯锡全球研究所2013的研究报告）。不幸的是，这些差异并不代表了先进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地质构造存在根本性差异。反之，政治稳定性的数据却似乎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地下矿产储量份额的提升相吻合。上述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政治稳定性的数据，恰好与拉丁美洲份额的变化相吻合（图1.SF.1.1）

从咨询公司Min Ex所获得的各种金属矿床的研究数据表明，金属开采的重心已逐渐进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图1.SF.1.2）。新增的矿产资源的总数保持大致恒定，但分布已经改变。虽然在1950 - 1989年期间，高收入经合组织国家占所有发现的37％至50％，但这一份额在上一个十年已降至26％。本世纪，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的份额翻了一番。在过去二十年里，是什么原因导致拉丁美洲的地下金属矿产储量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勘探和开采活动的投资涉及资本的成本。²对于预期有利可图的投资，稳定的政治环境，较低的税赋和有利的投资环境是至关重要的（Acemoglu，约翰逊和罗宾逊2001; Bohn和Deacon 2000）。Cust和Harding（2014年）提供证据表明机构投资对石油和天然气勘探有重大影响。³与石油开采相比，采矿业可以被认为是更加困难，因为开采产量不会通过管道移动，而只能在土地上进行。

在这个方面的最好的分析方法是使用数据建模分析，例如，零膨胀泊松估计模型等，根据国家，年份和金属作为因变量。⁴ Nitm表示在时间t对于特定金属在国家i中发现的数量m。Nitm假设遵循泊松分布。

主要的变量是ICRG政治风险指数，以及国家政治风险的评级。其中向量a包括国家，时间和其他复合因素。我们感兴趣的关键，是如何衡量金属的世界市场价格的自然对数和政治风险ICRG的关系。向量X包括其他控件。为了缓解反向因果关系的问题，政治风险评级被包括在一年的滞后期内。此外，控制滞后发现，以解释发现的聚类。ICRG与金属价格之间以及价格与固定效应之间的相互作用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政治风险等级、反映财产权和政治稳定性的数据具有统计和经济意义（表1.SF.1.1）。结果表明，政治风险评级的一个标准差提高（对应于a从例如马里到南非，南非到智利，或智利到加拿大），将导致这些国家的金属发现量变化1.2倍。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些变量变化的意义，我们进行了一个假设，其中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中位专利权突然跳到这些地区中最先进的经济体的水平，分别是智利和博茨瓦纳。试验的结果是使全世界新增的矿产资源增加了15％，其他地方都相同。如果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突然采取与美国相同的政策，那么这个数字就会增加到25％，这一切都是一样的。尽管这个实验表明政治制度在推动金属勘探和矿产储量变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相关性分析，除了对潜在外国投资者的风险感知之外，还有其他因素。例如，更好的政策环境、采用更好的技术或提高劳动力的质量。

结果还表明，在过去五年中金属价格的变动，在解释矿产储量的变化方面，从统计学上来说并不显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