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表明，越是开放的领域，竞争力越强；越是不开放的领域，越容易落后，越容易积累风险。”
这是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于8月11日在第二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上作出的总结。
关于业内关心的金融开放与金融风险的关系，徐忠强调，金融对外开放的风险不仅在于金融行业本身，而且与国内其他领域的改革密切相关。金融是实体经济的镜像，金融体系的风险很大程度也是实体经济风险的具体反映。国内实体部门的扭曲（如预算软约束、刚性兑付）会导致资金的大进大出，进一步放大金融对外开放风险。因此，在推进金融对外开放、深化金融改革的同时，必须大力推进国有企业、中央地方财税体系等其他领域深层次改革，只有真正消除实体经济扭曲，将实体经济做强，才能真正化解金融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风险。
徐忠分析称，金融对外开放并不是以大门紧闭完全相对的门户洞开，而是根据本国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逐步对外开放。有别于理论上的“角点解”，中国采取了资本项目有限开放、汇率有管理浮动和一定程度的自主货币政策的“中间解”安排，有效实现了金融稳定、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等目标。实际上，汇率完全清洁浮动的“角点解”安排是金融对外开放的最终目标，而实现“角点解”的过程需要连续的“中间解”安排，两者本质上是目标和手段的区别。当然，在政策实践中，也存在着“大爆炸”和“渐进式”两种改革策略，但显然，一个连续的渐进式的金融开放路径更符合中国的实际。而要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是全要素生产率，即外来直接投资（FDI）和民间投资，而与其相关的投资者信心和稳定的预期格外关键。
演讲最后，徐忠也对最近的“央财之争”作出了澄清。他表示，希望上述讨论更多地停留在学术层面，媒体不要将之引向错误的方向。
“中国的很多改革是需要一个公开、透明的讨论的。只有这样一种讨论环境，才有利于国家制定正确的政策，才有利于国家把改革往更深的层次上去推进。”徐忠认为，非常有必要建立一个针对改革开放的更加公开、心平气和的学术讨论氛围。
以下为演讲全文：
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表明，越是开放的领域，竞争力越强；越是不开放的领域，越容易落后，越容易积累风险。党的十九大报告、习总书记博鳌论坛的讲话和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都对金融扩大开放提出了明确要求。当然，目前国内对于如何促进金融开放仍然有着不同的看法，我对金融开放有以下几点认识。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一转型是在经济金融全球化、开放程度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发生的。国际竞争本质上是制度的竞争，由于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性大幅提高，体制机制更完善的国家可以更好地吸引资本和人才，实现生产要素的集聚，把握竞争优势。目前，世界各国都在推动货币政策正常化和经济结构改革。实际上，谁改革的步子走得更快、更坚定、更扎实，制度就更有竞争力，谁就能在未来的国际竞争格局中脱颖而出。
简单来说，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发展，我认为主要看全要素生产率，看FDI和民间投资，而信心和稳定的预期格外关键。也就是说，我们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出一个有信心和稳定预期的环境。金融对外开放的风险不仅在于金融行业本身，而且与国内其它领域的改革密切相关。金融是实体经济的镜像，金融体系的风险很大程度也是实体经济风险的具体反映。国内实体部门的扭曲（如预算软约束、刚性兑付）会导致资金的大进大出，进一步放大金融对外开放风险。因此，我们在推进金融对外开放、深化金融改革的同时，必须大力推进国有企业、中央地方财税体系等其他领域深层次改革，只有真正消除实体经济扭曲，将实体经济做强，才能真正化解金融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风险。
应当清楚的一点是，金融对外开放并不是以大门紧闭完全相对的门户洞开，而是根据本国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逐步对外开放。有别于理论上的“角点解”，中国采取了资本项目有限开放、汇率有管理浮动和一定程度的自主货币政策的“中间解”安排，有效实现了金融稳定、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等目标。实际上，汇率完全清洁浮动的“角点解”安排是金融对外开放的最终目标，而实现“角点解”的过程需要连续的“中间解”安排，两者本质上是目标和手段的区别。当然，在政策实践中，也存在着“大爆炸”和“渐进式”两种改革策略，显然一个连续的渐进式的金融开放路径更符合中国的实际。我认为，余永定老师的诸多观点实际上跟中国人民银行的观点是一致的。
金融对外开放和金融市场化改革也是一个逐步适应的过程，需要协调推进，而非等待全部条件都成熟再推进改革。在我国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过程中，特别是在麦金农（Mckinnon）学说的影响下，一直存在着“条件论”和“次序论”。应当说，这些理论和学说在逻辑上都是没有问题，但在政策实践中，情况往往与理论存在很大的差异。事实上，如果等待所有条件都具备再推进改革，那么这样可能永远无法等到条件成熟再改革的时刻。特别是，每个国家都存在自身的特殊性，即使理论上具备所有的条件，即使改革的次序符合理论的要求，也可能由于一国其他特殊原因而导致改革失败。况且有时候改革是倒逼出来的。因而，从政策实践的角度讲，只能根据一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抓住一切有利的时机，协调推进各项改革。这与金融对外开放目标与手段的区别类似，实际上是改革的战略与战术的区别。人民币国际化并成功纳入SDR货币篮子，就是这方面非常鲜活的例证。
推进金融对外开放，有很多技术层面的工作需要去做。实际上，我国金融市场在法律、制度、规则和监管等方面均有待进一步完善，不断提高与国际接轨程度。可以通过几个例子来说明。
第一，法律方面，金融市场业务的安全高效运行离不开稳健、清晰、透明、可执行的法律基础，否则可能使金融市场参与者面临潜在的法律不确定性，影响业务开展，甚至造成风险。在我国，不仅《人民银行法》《证券法》等金融法律中缺少证券法定登记、中央对手方、担保品快速处置、破产履约优先等规定，《企业破产法》《物权法》《担保法》等法律中部分条款规定也没有体现金融交易的特殊性，可能与结算最终性、终止净额、保证金的隔离与快速处理等金融市场的核心法律相冲突。也就是说，我国现行的很多法律规定自身便存在矛盾。例如当有清算参与者破产时，《破产法》第四十条和第十八条规定会造成终止净额的不确定性，不仅影响中央对手清算机制的法律基础，也使我国金融业务机构无法在巴塞尔协议下取得资本缓释。
第二，在会计和审计制度方面，我国还有待进一步与国际接轨。例如，按照现行规定，境外机构在境内发行债券所披露的财务报告，必须要按照中国会计准则或者财政部认可等效的准则编制，在审计方面也应由具有中国证券期货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如果用境外的事务所就不行，这实际上加大了境外发行人在境内债券的发行成本。
第三，子市场建设方面，我国金融市场上外汇和衍生产品不丰富，制约了市场开放的进程。我国各金融子市场发展程度差距较大，开放进程不一致，使得境外机构开展实际投资面临不少技术障碍。例如，境外机构投资固定收益产品时，往往是将固定收益、商品、货币产品作为一个整体制定交易策略，但是国内却是对不同的产品有不同的开放程度安排，导致境外投资者无法有效地利用衍生品和外汇工具制定投资策略。因此，有些市场虽然看起来已经开放了，但外资仍然没有办法利用通常的策略进行投资。
第四，税收方面，我国亟待建立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例如，境外投资者到我国银行间市场进行投资，按照现行的制度，一些税费是暂时不需要缴纳的。但很多境外机构表示，主管部门无需暂时免受这些税费，或者永久免收，或者给出明确的税收标准，这样就可以根据自身的投资策略，确定具体的投资产品。暂时免税会给外资造成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
此外，我国金融市场上实行的市场参与者准入备案，一级托管、集中交易模式，也与国际市场实行的合格投资者制度，多级托管、分散交易的市场结构有很大的差别，导致在投资方面面临不少技术性障碍。总而言之，无论是金融机构改革还是金融市场开放，很多细节工作都需要扎扎实实地去推进。
最后，需要澄清一件事，近期我在财政部内部论坛上的发言，仅代表我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单位意见。近一段时间以来，该发言被许多媒体炒作，尤其是一些自媒体出于吸引眼球的目的对发言进行了诸多解读。而我刚刚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实际上今年2月份就写好了，只不过等到7月份才刊登出来。因此，并不是我先在财政部论坛讲了那段话，后发表了《经济研究》上的文章。因此，我认为非常有必要进行上述澄清，不要从“阴谋论”的角度做过多解读。我近期参加的很多讨论，还是本着非常包容的心态的。我希望上述讨论更多地停留在学术层面，不要被一些媒体引向错误的方向。
实际上，中国的很多改革是需要一个公开、透明的讨论的。只有这样一种讨论环境，才有利于国家制定正确的政策，才有利于国家把改革往更深的层次上去推进。参加完财政部内部研讨会之后，我的演讲稿被发表在网上，我原以为媒体会沿着“怎样完善中国的国家治理和预算体制”这个方向进行深入讨论，却不想被舆论引向事与愿违的方向。因此，我认为我们非常有必要建立一个针对改革开放的更加公开、心平气和的学术讨论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