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亚太地区依然引领世界经济增长，占全球增长的60%。亚洲在全球经济产出表现平平的形势下展现了其实力。然而，面临巨大的全球阻力，亚太地区必须通过深化结构改革，进一步提高生产率。

    新的亚行研究表明，如果没有坚定的改革举措，亚洲许多经济体的潜在增长率有可能低于全球金融危机前夕的水平。潜在增长率指的是在不加快改革步伐的前提下，在充分就业和通胀稳定情况下所能实现的最大经济产出。

    承认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带来的挑战为什么会有所帮助呢？一方面，如果一国的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那么利用货币和财政激励政策来提高实际增长率、使其接近潜在增长率的举措是适宜的。另一方面，如果二者已经持平或接近，那么比起采取货币或财政激励政策，更应该优先通过结构改革来提高增长潜力。

    造成亚洲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增长放缓的部分原因，来自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滑。与2000年—2007年相比，2008—2014年间，其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了一个百分点以上，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亚洲发展中国家总量的50%以上。出现潜在经济增长率下滑的还有韩国、新加坡、哈萨克斯坦和泰国。当然，这次增长放缓的程度和影响都远不及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首先，这并不意味着亚洲已经告别了保持高增长率的“昔日辉煌”。通过将低工资水平与增长导向型政策相结合，越南、柬埔寨、孟加拉国等国已跻身增长最快的国家。印度启动了宏伟的结构改革计划，目前已成为全球增长速度最快的大型经济体。

    为什么一些亚洲国家的潜在增长率会下降？首要因素是人口结构：该地区已经开始进入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放缓阶段。以中国为例，2011年以来，中国劳动人口的绝对数量已经在萎缩。即使在劳动人口正增长的国家，其目前的增长率也往往低于以往水平。

    其次，物质资本积累也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在一些国家，这种积累已经开始显出颓势。再次，全球金融危机和中国增长放缓的影响主要通过贸易渠道扩散到了亚洲其他地区。

    人口结构的改变非朝夕之功。虽然中国在近期放宽了计划生育政策，由一户一孩变为一户两孩，但此举对于今后的十五年并无助益。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哪个家庭能立刻生出一个劳动年龄的孩子。因此，至少在未来十五年，中国劳动人口下降的速度不会受政策变化的影响，而由于新生人口的增加，家庭抚养负担将进一步加重。

    不过，亚洲国家可通过实行改革提高生产率，进而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

    在亚洲，农业就业人口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在许多国家超过了30%），要加快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实施促进生产要素高效分配的改革至关重要，比如对中国限制人口内部流动的户籍制度加以改革。

    在教育、贸易、金融资本一体化、劳动力市场、信贷市场和政策效能等领域深化改革有利于提高增长水平，并促进劳动力和资本的高效分配。优先进行哪些该改革则因国家而异。

    很多此类改革面临着政治挑战。但一些成功案例表明，只要付诸实施，这些改革将显著刺激增长。 中国在20世纪80—90年代的国有企业改革、放开价格管制和降低贸易壁垒都是成功的例子。另一个例子是越南自1986年实施的“革新开放”（Doi Moi），其内容包括开放国际贸易，下放决策权，促进农业现代化和扩大私有化。 近期的例子则包括：2015年印度尼西亚和印度取消燃料补贴，以及印度于本月刚刚通过新破产法。

    我们预测，如果亚洲发展中国家实施上述领域的改革，那么在未来十年，其潜在增长率将可提高近一个百分点。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亚洲经济增长依然强劲，但亚洲绝不可因此而自满。继续推进结构改革将提升亚洲增长潜力，确保亚洲在全球增长和减贫中继续发挥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