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邱晓华4月25日做客“智库报告厅”，做“2016中国宏观经济走势分析与预测”的主题演讲。

“中国经济今年有底，但是没有高度，呈现L形发展态势，不会是V形、U形，和W形。而这个底就是‘十三五’提出来的6.5%”，邱晓华表示，按目前趋势推断，二季度可能出现“阶段性回稳在6.8%左右区间，如果目前稳增长政策效应进一步放大，下半年可能还略有回升，全年增速6.7%-7%，平均速度6.8%。

他分析，守住底部是有能力、有条件，也可以实现的。从货币政策来看，虽然利率杠杆的使用越来越接近天花板，但在其他货币工具的使用空间还是很大，如降准等。从财政政策来看，在世界范围内，中国政府负债率较低在60%以内，政府还可以加杠杆。另外，建立各种各样的政府基金，提出PPP建设项目配套等。

他特别指出“通胀”问题称，眼下中国不大容易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处于温和通胀型，明显高于3%的概率较小。但长期来看还是需要防范，要逐步解决超发货币、债务，去产能等带来的通胀因素。

谈到房地产问题，邱晓华表示，从总体上看房地产增长时期还没有结束，但黄金期可能已经结束了；房价上涨趋势没有结束，但是大幅度上涨的趋势，或者是暴利时期已经结束了。而在5-10年之后，中国工业化、城市化、人口增长三大增长趋势可能结束，房价会真正转入下降。

“现在最需要防范的风险就是汇率风险”，他提出，但是从长期趋势来看，人民币汇率不大可能出现长期、趋势性贬值。因为中国经济增速目前还处于相对高水平；外汇储备加上商业银行外汇头寸较充裕；虽然美元处于加息周期，但此轮是弱加息周期，且美元强势市场基本已接近天花板；中国利率水平高于国际发达，正利差还存在。

他还对资本市场进行了分析，短期中国资本市场将处于振荡阶段，疯牛的行情已经没有了。原因在于：一、中国经济跟资本市场不可能长期脱钩，短期资本市场肯定受到经济下行等因素影响；二、前期救市后遗症是需要消化的元素；三、企业业绩不好等问题影响资本市场；四、上市公司冻结或放缓之后积累下来的问题需要解决；五，注册制、国际板、战略新兴板等改革，始终对市场产生心理影响。“而长期面还是值得期待的，‘牛’还没死去”，他称。

以下为演讲实录：

邱晓华：谢谢大家在周末牺牲休息的时间到这边来陪我一起就当前的中国经济形势作一个交流，非常容幸来到创新发展研究院这个权威的机构里面给大家作报告。

我主要讲几个方面：第一，简单回顾一下上一段的中国经济，这有助于我们认识当下的中国经济。第二，从当下看中国经济发生的哪些变化，然后从这些变化中再来看看下一段中国经济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着重就几个问题，增长问题、通胀问题、汇率问题、房地产问题、股市问题，分别谈一下未来的一些发展态势。如果有时间，我再就“十三五”几个主要的问题在谈谈，我认为在“十三五”时期应该去关注哪几个方面的走向，或者我们在自己的工作、生活中，哪几个问题跟我们的关系会比较密切一些。如果还有时间，再对眼下的时局谈一点个人的看法。

从1978年开启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到本世纪前10年算上一层的中国经济，到2010年是上一层中国经济。上一层的中国经济大家印象深刻的肯定是一个字：快。在上一层发展中，中国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几个关键的数据：

第一是增长，应当说在过去三十年的时间里面，世界经济每走一步中国大概走两步半，我们就以这个快节奏去追赶世界前进的步伐，世界经济平均每年3%—4%的增长，而中国是在10%左右的增长速度。因此，我们快速地由一个不显眼的经济体，先后超越了加拿大、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日本，这七大工业国我们先后赶超了六大工业国，到2010年，我们已经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站上了一个所谓的“10万亿美元的台阶”，我们开始迈到第二经济体。

每年在10%左右的增长，虽然是有波动但是平均是10%左右，这对中国来说确实是一个快节奏的变化。对世界来说，中国用了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就取得了别的国家要用几代的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取得的进步，走出了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奇迹的道路。而今天这个奇迹大家还在探寻他的奥秘在哪里。

第二个数据，中国的贸易。中国的出口在1978年的时候也就只有206亿美元，在全球也是不显眼的，但是现在进出口的企业超越了4万亿美元，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大国超过了美国，平均每天16%速度增长，这个速度增长也是很快的。所以走向世界，都能够看到“中国制造”的商品，因为我们的贸易在全球范围之内已经占有很大的比重。

第三个数据是中国的制造业，中国的制造业在上一层的经济中间，平均每年以20%左右的速度快速成长，我们迅速在众多的工业领域，在绝大多数工业产品领域，中国的产品产量都已经位居世界的前列，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大国。原来是德国、美国、日本，现在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大国，当然这个制造还不是一个最高端的制造，但是从整个制造业的产出水平还衡量，中国已经是最大的。中国的产品为什么在世界各个经济体里的产量快速提升，我们现在无论是钢铁、发电、煤炭、电视机、洗衣机等等，所有的大宗工业品等等，在世界都是排在前面的。

第四个数据是跟老百姓生活相关的，上一层贫困人口从2亿多迅速减到6、7千万人，现在应当说减贫的速度在全球范围内也是最快的。老百姓的收入平均每年增长7%，每十年增长1倍，这三十多年，我们是增长了3倍以上。老百姓在银行的存款在1978年只有210亿人民币，现在已经是40万亿的人民币。所以老百姓的财富纵向比较，应该说也是增长得很快。这就是上一层中国经济几个主要的方面，快节奏的变化。

大家就会问，快节奏的背后是什么原因来推动？大家作过很多的探讨，归结起来就是内外两个因素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互动。

外部，国际冷战结束，“和平、发展、合作”成为世界的大趋势，产业由西向东转移，全球化的趋势迅速兴起，对于整个外部世界形成了难得的一个和平红利释放期，形成了一个难得的全球化红利的释放期。而历史上也曾经有很多次这样一个好的发展外部环境，但是中国都没有抓在自己的手上，而这一次中国抓住了，过去是失之交臂。而这一次就是因为国内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内的动乱结束，纷争结束，大家知道党和政府把经济建设放在一切工作的中心，取代了过去扰乱我们思想或者是搞乱社会的阶级斗争为纲的这样一个思想路线。

因此，党和政府实施改革开放的新政，把长期压抑着的国内的、企业的、民众的、地方的，方方面面的积极性的魔咒给他打破了，潜力就像泉水般地涌现出来。因此，各种要素的红利，人口、资源等等这些红利，各种人们被压抑的创造性，都在这个时期里面快速地释放出来，因为国内出现了难得的稳定发展的黄金时期。

总体上过去上一层中国从上到下，大多数的时间还是集中精力在搞经济建设，所以大家记得那两句话“一心一意某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发展是第一要务，发展是硬道理，那个时候应该说全党、全国方面都聚焦在“发展”上。难得有了这样一个稳定发展的黄金时期。

这就形成了一个内外两个因素良性地互动，只有外部，内部还在搞阶级斗争，外部再好的环境都抓不住。如果说外部很差，你内部想怎么样弄那也不行，一个最浅显的道理，一个国家的发展是不能靠封闭来发展，他一定是在开放中来发展。所以说你没有一个好的外部环境，你肯定也是发展不好，而上一层应当说中国很幸运，内外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互动，就是国际冷战结束，国内动乱结束，“两乱”结束之后，形成了中国一个好的发展环境时期。所以各种红利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

而今天，中国经济突然之间由快到慢，大家就会问了，为什么一下子中国经济出现了少有的困境？经济始终面临下行的压力，企业深感各种的困扰。一定意义上说可以说眼下的中国经济是改革开放以来，不说是最艰苦的阶段，至少是一个很艰巨的阶段。艰巨表现在哪里？就是表现在经济不再那么景气，微观层面的困难比过去急剧的增多。大家问“为什么？”我想也是因为内外两个环境经历了上一层快速发展之后也发生了快速变化，内部一个人经历了快速的前进之后，他身上的各种内在的一些肌体上的一些问题开始有所反映了，形象地说，他身上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些身体的症状发生了变化。虽然他不至于影响人马上的生命安全，但是这些问题已经使得这个肌体开始感觉到乏力，开始感觉到各种的难受。

其实，就是因为内部的环境已经开始改变。

第一，市场变了。中国已经不再短缺，中国已经从短缺的市场走上了相对过剩的市场。因此，东西卖不出去，眼下成为困扰中国经济、困扰我们企业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如何开拓市场，成为最大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市场的东西卖不出去，我想两方面的因素可以帮助大家来认识这个问题：

供给面来看，因为我们的发展阶段从低收入到了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变了，但是我们的生产体系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因此，我们生产的产品大多数还停留在低端，他满足不了发展阶段改变之后的市场需求，所以才有了大家看到的，到日本去抢购马桶盖、电饭煲之类的，到欧美去抢购各种高端的东西，到韩国去抢购各种化妆品等等。就是这种对消费的眼界高起来的人，对产品的质量、产品的性能、产品的安全有更高要求的人，国内的生产满足不了这一部分人的市场需求。每年，这一块需求上千亿美元到国外去了，这是你的生跟不上发展的变化，你的产业还是大多数停留在低端领域。因此造成了生产、销售的困扰。

这是生产结构的不合理造成的，这是供给层面的问题，这是为什么突然间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变得这么热，就是你的生产体系问题出现的，你即使是再刺激需求，这一块他也是不可能会恢复到昨日的短缺时代的“萝卜快了不洗泥”，什么东西都可以卖出去可以卖一个好价格的年代结束了，这是要满足消费者新需求的东西才能卖出去，而这一块你的供给能力是严重不足的，是过剩的，是落后的，不适应市场了。

这是供给面的问题，这也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第一个障碍，如果你卖不出去就掉入这个陷阱里面去，如果你生产不能转型升级，你的经济就可能失速，就会掉到这个陷阱里面去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生产体系要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不断地提升，如果你不提升就会到一定的地方停下车来，你就走步动了，爬不下去了，这样就会滑到陷阱里面去了。

从需求面来探讨中国经济的市场问题当然有诸多的原因：第一是体制，体制的原因也是造成目前市场问题突出的一个一个原因，体制的原因表现在哪里，首先是中国城乡的体制很不合理，表面上是工业化快速发展，城市化严重滞后，以及随之而来的城乡差距的明显扩大。这两个体制性的问题，城市化跟不上工业化，农民跟不上现代市民的进步，那种体制方面造成的原因，出现了农民买不起这样一个现实的问题。大家知道，中国的工业化已经走完了2/3的路程，中国的城市化才刚刚走过一半的路程，到去年55%的城市化水平。而这55%又是一个需要打折的，因为真正在城里面能够平等地享有住房、医疗、教育、就业、社保，平等的公共服务、公共权利的，还有数亿人享受不到。所以按户籍的人口统计城市化的水平不到40%，只有39%，这就是一个城市化跟不上的问题。

你55%跟75%比较也差20%，40%跟75%相比差35%，差距更大。如果说只是这个差距，我想可能也问题不是很大。如果只是差距城乡大家都一样，问题也不大，因为农村和城市都一样。问题恰恰中国又是一个城乡差距特别明显，表面上看城乡差距1：3，农民的收入、农民的消费和城里比较只相当于他们1/3。

如果再进一步地分析，城里人可以从两方面享受更多的隐性福利，从政府、从单位享受的住房、医疗、教育、交通各种隐性福利，如果把这一块加进去，中国的城乡差距是1：5就是5倍以差。这么一个悬殊的差距，当然就进一步地放大了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的矛盾，农民的收入没有达到跟工业化相适应的这翁能力。

农民的收入为什么上不去？

第一，他的收入渠道很单一，就靠种植业、养殖业，和少量的进城打工的收入，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天灾或者其他因素的影响收入很快掉下来，不像城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收入来源渠道。

第二，中国的农民跟别的大多数国家农民比较，没有多少财产性收入，最大的财产就是土地，土地所有权不属于农民，而工业化、城市化增值最大的土地的收入，农民得不到大头。虽然大家在深圳，当时深圳的农民得到了，那只是很少量的，拆除以后可能给他有一定的补偿，然后通过这个补偿能够发展起来。对于中国大多数农村来说，土地都是被低价拿走，大头都是被政府、被开发商、被企业  给拿走了。每年数万亿的土地收益农民能够拿多少？今年掉到3万亿，农民能够拿到的部分很少，这就是中国，这就是体制。农民一个工业化、城市化中间可以获得最大的土地收益他得不到。

第三，农民的住房缺那么一张纸，表面住房是他的财产，但是缺那么一张纸——房产证。中国的农民苦啊，有自己的住房没有房产证，没有这张证就不可能交易、不可能流通，不可能抵押，这就是中国的农民。这就是体制造成的，虽然有大量的房产，但是他变现不了。所以有财产徒有虚名，没有变化为货币的这种可能性，除非在城里面的城中村可以出租，或者是大城市郊区可以搞一点出租，大多数中国农村的农民住房都是不可能边线的。

这就造成了第四个收入他没有，就是银行的的信用消费，农民几乎很难享受。大家知道银行提供信用消费的至少两条标准，第一你的收入是不是稳定，有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作保证，每个月有没有稳定的收入可以扣。第二，有没有财产可以做抵押。没这两条银行怎么会把信用消费的阳光普照给农民呢？这就进一步缩小了农民的购买力。城里人可以按揭买房，城里人可以按揭买大件的东西，大多数的农民除了在城里面一部分的已经进城的农民，大多数的农民都享受不到这种消费的支持，这就近一部地放大了购买力不足的矛盾，这就是体制造成的。

政策因素的改变也影响了市场的销售，政策的因素表现在两方面：

第一，城里面来说，这些年住房制度改革、医疗制度改革、教育制度改革，使得城市里人的收入有很大一块要用于这三方面的支出，也就是所谓的住房消费、教育消费、医疗消费。而过去这三块是独立性的，改变以后是市场性。因此在这10余年的时间里面，过去1997年才启动这些改革，这些时间里面高房价、高学费、高医疗费用“三高”，造成了城里人有相当一部分人的收入被这三个领域像一个黑洞一样把他的收入给吸走了。

像住房，不少像深圳也好、北京也好，这种一线城市就业的年轻人，他每个月收入至少一半以上要用于住房，不是用来还银行的按揭就是要用来支付房租，你租房就是房租，买房子就是按揭。孩子的各种学习、教育、培训的费用，也占城里人收入里面至少10%、20%几。还有医疗费用，过去公款报销，现在也要多少的比重。过去药价相对比较便宜，现在这种药都很贵。所以造成了城里面的相对贫困人口增加，本来我们从低收入迈入到中等收入，对于城里面来说应该有一个消费质量提升、消费水平提升的所谓的“消费井喷”的时期，但是中国并没有完全地出现。

很多人会说，中国不是很多人出国吗？是的，有不少人出国，可以出国消费。但是中国是一个13.7亿的人口大国，眼下的中国大致是这样的，1亿人左右进入了相对富裕的阶层，2亿人左右迈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的阶段。所以有3亿人是在中等收入以上的收入阶段，但是还有十几亿的人处在这个阶段之外。3亿人哪怕10%3千万人了，1%是300万人，5%就是1500万了，只要有1千多万人能够出国，那世界各地到处都是中国人。但是相对这十几亿来说还是少数，不能因为有大量的人出国了，觉得中国大多数人可以去国外消费了，觉得他们有很强的消费能力了，不是，不能因为这个忽视了城里面十几年里面高房价、高教育费用等等，政策性的因素改变了。原来都是单位、政府给你支付的，现在你要个人掏腰包了。这就像所谓的“三座大山”压在城里面人的头上。

政策改革影响第二方面，最近几年反腐败、八项规定，这些政策性的调整，他有历史性的进步意义，没问题，对中国的社会进步一定是好的，但是不可忽视在发展阶段中一定会对当期的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这是不可忽视的。因为中国是一个公款消费还占有相当比重的一个国家，高档香烟、高档酒、高档的奢侈品、高档的各种商品，真正消费的主体不都是公款吗？大多数都是公款。而这一下这条路堵上了，因此这几年高档商品、高档餐饮、高档服务业他的市场迅速降温，这些消费没有了。

中国公款消费，从政府到国有企业，私营企业的角度也是公款消费，他是法人单位，他不是自然人消费，法人单位的消费都是公款消费。在整个消费品的零售总额里面占1/10，你可以想象这个影响力有多大。这种消费降温了。

政策影响的第三方面就是房地产，房地产市场第一季度稍微有一阵的活跃，但是相对以前来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已经快速降温，这是由于房地产政策的改变，造成了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这种不稳定。大家知道房地产是产业相关系数、关联度、产业链条最高最长的一个领域，有60多个行业跟房地产息息相关，房地产好这些行业也好，房地产不好这些行业也不好。上游到建材，中游到各种加工，下游到各种装修、到各种家具、到各种电器，有60多个行业跟它相关。而中国的房地产从黄金期到每年投资增长30%，住房消费每年增长20%、30%，一下子掉到了去年基本上0增长，今年好不容易又回到6%的增长。去年的销售去年下降20%左右，今年又稍微升了一点。

房地产处于这样的一个剧烈的改变，固然有中国的人口结构的一些改变客观因素带来的，但更多的还是我们政府自己政策的因素造成的。住房这个商品不是一般的商品，他是一个特殊商品，特殊商品应当有特殊政策，但是我们没有。住房的特殊性在哪里？从两个方面能够看到。

一方面他既是消费品，同时他又是投资品，因此，对这个商品他应当是既有消费政策，也有投资政策，要有两类政策来分别地对待他。但是我们没有，我们要不就把他当做消费品，要不把他当成投资。要紧缩的时候当成投资了，投机投资要控制了，要鼓励的时候就当成消费了，始终没有摆脱出这样一个区别两类属性制订分别不同的政策。

另外一方面，住房他既是商品性的属性，他又有社会福利性的属性。按他不完全是一个靠钱就能够解决问题的，他还是要有一定社会福利的政策来相配套，但是我们没有。要不就是98年之前全部福利大家都不要买，让政府提供，单位也负责提供。要不现在就是98年之后大家都要市场上买，政府不管了。就没有把这两个属性兼顾好。因此我们的房地产市场就在这样一个政策下面，一会儿刺激，一会儿紧缩，一会儿又刺激一会儿又紧缩，在那边反反复复地波动，这就造成了投资者的预期不稳定。造成了消费者的预期也不稳定，投资者投资的时候赶上紧缩，银行贷款借不到，消费者觉得这个政策，也许我今天买进去，明天你就紧缩了，价格一下子掉得很厉害，损失也很大。大家不能按照正常的投资消费的行为在市场上面得到体现，造成了这个市场的混乱，造成了这个产业发展的不稳定，这就是政策不足所带来的，至今还没有走出这个困境。去年年底今年年初，深圳涨了60%几，上海北京涨了20%、30%，广州涨了10%几。政府又急了，说深圳这个又开始涨了，不能买。他又在来回地折腾，这就是政策不足。

此外不能不提到外部市场的变化，08年之后世界经济发生了变化，所以整个外部需求的减弱对中国的出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出口在中国也是一个影响很大的领域，前面讲了中国是出口大国，肯定出口跟经济的关系很密切，你出口由过去16%的平均速度，到去年掉到了负增长，到今年还没有摆脱负增长，虽然去年3月份有一个刺激17.8%的反弹，但是今年还是4%多的下降。出口商品的卖不动也许是一个商品的突出表现，这就是市场变了，卖不动。

第二是成本变了，中国过去是低成本条件下的快发展，低成本的驱动在相当时间里面，劳动成本在相当时间里面是不变的。过去在深圳打工一个月是800—1000块，有十几二十年都没有变，那时候我在统计局经常观察这些数据，它基本上没有变。但是这些年劳动成本快速上升，同样过去企业的财务成本都是银行相对比较低利率的政策，现在企业财务成本大幅度地上升。过去不用考虑资源环境的这些问题，现在土地、电、水成本大幅度上升，环境治理的成本大幅度上升。所以在现阶段，中国已经告别了低成本的发展阶段，成本上升已经走上了一个不归之路。

当然，对于上一层我们低成本下面而言可以做到的在目前做不到。所以成本的上升大幅度地挤压了企业的利润，东西卖不到好的价格了，能卖出去卖不到好的收益了。这就是成本变了，企业为什么困扰，为什么他的盈利水平大幅度下降，前面是不动，现在即使你卖得动，你卖不到好的收益了，利润的水平明显下降。

第三是环境变了，空气、水、土壤都发生了很大改变，已经严重地影响了人民的生命安全。因此，过去快节奏下面的那种带血的GDP我们都可以要，管你什么死活，那不管。而今天，你还走这条路吗？那不行了。这块你不能够再要了，高污染的产业就得调整、就得去掉了。所以环境的压力增大，使得过去可以不考虑环境问题而快速发展，这个领域也得慢下来。

第四是资源变了，过去土地、水、油气、矿产这些资源，中国是地大物博好象不缺，经过快速的发展消耗得差不多了，粗放的模式走不下去了，18亿亩耕地的红线土地不能够随便占用了。将近700、800个城市有500、600个城市严重缺水，高消耗水的产业不能发展了。中国的油气资源对外依存度很高了，每年数千亿美元的进口，这都是资源的约束，也开始出现了。

第五债务问题越来越突出，影响了我们的发展能力。地方政府债台高筑，20多万亿的地方政府债务，严重影响了地方政府扩张的能力，银行这些年经历了第一轮的债转股之后又形成了大量的不良资产，数万亿的不良资产，能够去产能上曝露出来更多。企业负债率超过100%，中国企业的负债率在世界范围内是最高的，130%几的负债率。所以严重地影响了地方政府、银行、企业发展，而过去我们这方面压力不大，所以大家可以拼命地发展，现在你到了要艰难的前行的阶段。

最后一个因素是中国人口的改变，中国的人口不再年轻，老龄化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在上一层经济人口红利推动中国经济快节奏地发展，而今天人口的红利离我们越来越远了，这是为什么要执行全面二胎政策，力图改善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目前6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超过了2亿多，占全国人口比重16%左右了，按这个节奏到2030年，中国将1/3的人是老龄人。所以过去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遭遇了发展瓶颈，这就是内部环境改变了。

中国内部环境的改变：

过去快发展第一靠投资，每年增长20%、30%，而今天投资由于各种各样的因素，地方政府、银行、企业的困难、市场销售的困难、成本的压力等等，他的增长速度已经降到10%左右了，投资增长放慢了一半，当然经济增长速度他也要相应地放慢。

第二，过去我们靠出口，出口每年增长两位数，现在在下降，当然经济也在放慢。

第三，过去我们靠工业一马当先，现在工业的速度只有5%多，过去的20%到现在的5%，当然你经济放缓了。

统一数字上看到，这几个快频率的因素都放慢了，这是国内环境发生变化造成的。

从国际上看是一样的，近些年国际环境也在发生改变，对于中国相对有利的环境变得相对不友好，或者是相对不利。

第一世界经济不景气，这对中国来说是不利的，过去世界经济快速发展、世界贸易也快速发展，今天慢下来了，当然中国与世界是不可脱钩了，你也受他的影响。过去我们可以独善其身，现在不可以独善其身，前面我讲过现在是世界最大的贸易体，世界不行你也不行了，你已经跟世界进入了同轨同步运行的阶段。过去我们可以管你外面怎么变，我们内部可以靠自己的发展，现在不行了。

第二，世界的秩序乱了，过去世界的治理是靠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两大国际组织再加七大工业国，他们来主导世界的投资、贸易、货币这些大的政策的协调，而08年之后，危机首先爆发在发达国家，从美国到欧洲，所以发达经济体他自身的影响力下降，因此世界治理从G7到了G20，但是G20从社会层面上讲好象扩大了进步，但是在G20里面至少两个缺陷是很明显地存在着：第一是发展阶段不同，在G20的体系里面，不同的发展阶段不一样的，不像G7都在一个发展阶段，他们有共同的问题、共同的感受，而G20感受不一样。在讨论这些政策的分歧就大了。第二价值观差异也很大，在G20里面有伊斯兰的，有基督教的，有东方的，各种价值观在里面，而不想G7就是一个基督教文化。因此，在对一些事务的看法上面产生了分歧。

所以今天的世界秩序是你紧缩他宽松，你宽松他紧缩，你要自由贸易他要保护，形成了这样一个混乱的世界秩序，这种混乱当然就造成了整个国际金融环境、投资环境、贸易环境的混乱，这对中国当然也是一个不利。

第三，全球化趋势在放缓，区域化趋势在增强。上一层我们是分享了全球化的红利，而眼下这个红利正在弱化。一个去全球化，追求区域化的一个新的趋势在抬头。突出的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要建立两个区域性的自贸区的体系，一个就是跨太平洋的伙伴关系，一个是环大西洋的投资贸易伙伴关系，这两个区域性自贸区的建设，前提排除中国在外。因此，形成了一个短期有可能对我们投资贸易不利的一个外部环境。美国人自己说了，上一层的全球化是一个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帮助了一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美国最高端的总统的经济顾问说的。他说这条路再也不能走下去了，他认为2000年把中国放进了中国世贸组织，中国入世之后似乎是中国得到了好处他们没有得到好处，所以他们要再工业化，要再平衡。这是美国他最权威的人士自己说的。

可以想像，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再帮中国了，或者我们不能跟中国一起玩了，跟他一起玩我们吃亏。这就是一些西方国家政治家和经济专家他们的一些看法。撇开各种意识形态的因素，其实从国家利益角度来看，你不难理解他们的这种看法，就是对美国来说，他作为世界最大的一个经济体，作为世界的老大，他有太多的好处，因此维护他老大的这种特殊地位始终是美国政治家心中的最高目标，也始终是美国人自己认为最值得荣耀的一件事情。因此，每当他的老大地位要受到挑战、要受到影响的时候，他不管是谁，他都六亲不认的。

大家知道，当前苏联那个时候形成一种很强的超越压力的时候，他就要想方设法去破坏掉前苏联。当日本成为美国最大对手的时候，几乎要把美国都要买下的时候，他就开始怎么来修理日本。当统一欧元区，成立欧元的货币诞生之后，对美国美元造成影响，他就开始怎么样来干预欧洲。兄弟之间他都如此，何况中国跟美国肯定不是兄弟，至少眼下不是兄弟。因此，当今世界当他看到唯有中国，有可能对他的老大地位产生影响的时候，他就要把对付中国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面。

中国上一层比较幸运的是，国际上总有各种各样的因素，把外围注意力让美国去关注那些了，让他先后从这些地方脱手离开了，不管是阿富汗也好、伊拉克也好、欧洲的一些事情，他全脱手了。所以他现在提出“重返亚太”，要把所有的力量都围着中国，大多数都要去到中国。他不是说因为好象是意识形态的问题，他就是说不让你中国过得那么舒服，不让你的崛起那么轻松，要维护他的老大地位。恰恰这些年咱们又有一些新的变化，作为第二大经济体总要维护自己老二的权益，因此，自然在一些方面就显出了我们跟美国之间的一些不和谐，或者是不统一，或者是相摩擦的一些方面。这就进一步地又增添了他内心的恐慌和惧怕，因此他意图要影响中国。所以分别在周边的地区开始捣乱，今天南海问题、东海问题，一件一件的开始发生。

好不容易形成了周边的和平环境，就出现了动摇。和平红利对于中国来说逐渐地受影响了，这就是外部环境变化的诸多方面。此外，你也不能不看到，像印度这些发展中国家，他也在构成对中国的竞争压力，他们也要加快工业化、加快城市化，实现他们的现代化。因此他们采取的政策是跟中国学习，就是改革、开放，无形中就在世界范围之内，在资源、在市场、在人才、在技术，在诸多方面也给中国形成了一个新的竞争的压力。

这就是外部世界的变化，一句话：从过去相对友好、相对有利，到相对的不友好，到相对的不利。可以说，今日的外部世界确实出现了很多不利于中国的一些改变，尽管我们可能还在说，我们至少官方还在说“朋友遍天下”，但是实际上我们的朋友除了利益之外没有真正的朋友。就是一个朝鲜都搞不定，你想想谈什么朋友？但是按道理说完全中国可以左右的，根本搞不定，老给你添乱，造成了我们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

总结起来就是，内外环境过去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好环境，今天成为制约我们发展的新环境，这些环境的改变一天、两天不是能够马上  实现的，因此由此推断，中国经济的困难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改变的。换句话说，中国经济的困难期还没有结束。这就是我想从回顾的角度来给大家简要地粗线条地从几个大的方面作一个分析。

第二，我把眼光回到今天，来看一看今年中国经济的一些主要方面的变化。

增长的问题，中国经济从增长的角度，从今年看未来，一个基本的结论是“有底，但是没有高度”。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很可能就像人们说的，他是一个“L”形的发展态势，不会是一个“V”形的发展态势，也不会是一个“U”形的发展态势，也不会是“W”形的发展态势，他就是一个“L”形的发展态势。他是一个底部，由底要往上走，在未来若干年都不是那么容易。

这个“底”在哪里？这个底就是“十三五”提出来的“6.5%”，这是我们党提出来第一个要实现的最基本的速度，也就是说今年也好、明后年也好，中国经济都将在6.5%这个底线上面来增长。不会明显跌破6.5%，也不会明显高于6.5%，从趋势上看，从时点上看，会围绕着6.5%小幅度地波动。6.5%是我们党在新时期最基本的目标，换句话说，是我们党和政府对全国人民的一种庄严的承诺，因此，他想方设法都要让这个“底”守住。

而中国又是一个相对独特的国家，他的独特性表现在两方面：

第一，他有一个很健全的行政组织体系，从中央到村一级，有一个很健全的行政组织体系，这在世界范围之内除了朝鲜都是少有的。因此，一声令下，能够快速地在全国形成一个巨大的行政推力，这是别的国家所没有的。如果只有这样一个组织体系可能还不行。

第二，中国是政府掌握着相当要素资源的国家，从土地、银行到矿产，甚至到人。所以不会轻易地让他跌破6.5%这个底部。

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一些政策面上来看，同样我们能够看到中国经济在政策面上还是有一定的控制力。货币政策虽然利率杠杆的使用是越来越接近天花板，但是在其他货币工具方面的使用还是有很大的空间，降准这是一个还有很大空间的，现在18%左右，你降到10%左右的正常水平还有8%，你到15%的安全线，稍微这里要宽松一点，也还有3%，每降1%超过1万亿的商业银行的高能货币，从这个角度来说他还是有货币政策灵活运用的一定的空间。

财政政策，尽管前面讲地方政府债台高筑，但从整个中国政府的角度来看，目前的负债率高的测算50%左右，政府自己说的40%左右，不管是40%还是50%，甚至如果再加一块，也在世界范围之内，在大的经济体里面，中国政府的负债率也还是跌的，美国接近100%，欧洲接近100%，日本超过200%，中国现在在60%以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政府还可以加杠杆。

今年看，第一赤字水平由去年的2.3%提高到3%，规模达到2.6万亿，一个天量的数字。第二是结构性的减税5千亿。第三，建立各种各样的政府基金，提出PPP的一些建设项目配套等等，PPP这一块纳入这个篮子里面的，就是公私合营的建设项目规模已经超过8万亿，各种政府性的基金也超过1万亿。所以从政府的角度来说，他还是有一定的回旋余地，来守这个6.5%。

从基本面上来看，中国经济的基本面第一是工业化，第二是城市化，第三是信息化，第四是农业现代化。过去是，现在是，今后一样也还会是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完成工业化、完成城市化、完成信息化、完成农业现代化，是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基本的方面，他能够创造出很多的需求，能够创造出很大的供给，这几个领域里面目前这个趋势还没有完结，只是现在提出来要有更多的新型的分量。从这个角度来说，也还有一个增长的惯性。

大家知道城市化每增加一个农民变为市民，县一级大概是5万左右的公共投入，包括基础设施，包括科教文卫。中等城市15万左右，大中城市20到更高一点不同。因此，从城市化水平，从目前户籍人口的40%左右要提高到未来5年45—50%之间，有3亿人要变为市民，已进城的1亿人要由农民变为市民，要解决户口落地的问题。城中村的还有棚户区的这1亿人要变为市民，中部等城市群建设要涉及到1亿农民要变为市民，3亿在未来5年，大家可以想像他们的市民化一定意味着要有一个巨大的投入，粗略估计都是40万亿以上的投入力度，才能解决3亿人市民化的问题。

从基本面的角度来说他有一个增长惯性，守住底部应当说是有能力、有条件，也是可以实现的。但是他确实没有高度，或者很难达到昨日的高度，几乎已经不可能回到昨日的高度，某个季度、某个时段可能会，但是趋势上已经不大可能。我记得四年前我接受《21世纪》的采访的时候，那时候我就说了中国已经告别两位数，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位数的增长阶段。当时从几个方面讲，现在来看确实是如此。

因此，制约中国经济的这些因素不解决，他就很难恢复到之前的高度，而且即使解决了也很难，资源问题、环境问题都很难解决。过去可以容忍的“黑色的GDP”、“无效的GDP”，或者是“低效的GDP”，今后都不可能再实现，或者不可能再追求。过去如果10%左右的增长，如果你要简单地去估算一下，我想至少有2—3%可能是跟这些有关系的。 “黑色的GDP”就是污染环境的GDP，“低效的GDP”就是生产出来堆在仓库里面，今天挖明天建，老是干这种无效的GDP，现在在未来一段时间里我们要把这些抛弃，所以至少这2—3%是永远回不来了。

我们希望2%—3%去掉以后，我们希望能够像今天开会的地方“创新发展研究院”，这个“创新”的因素能够快速地成长起来接替他，我们才能够重新回到相对高一点的，7%以上高一点的，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意识是比较难的。这就是中国的增长。

GDP今年一季度6.7%，这是一个官方公布的数据，投资增长了10.7%，零售增长了10.3%，外贸还是下降的，但是他是靠信贷的大力度地扩张。大家知道整个社会融资的规模超过6万亿，银行的信贷投入超过4万亿，都比去年同期明显增长。换句话说是靠钱堆出来的。但是这个钱也还没有完全到位，还走在路上，还没有完全地成为现实的推动力，但是有一部分已经进入了。

不管怎么说，一季度6.7%总体上还是一个下行，低于去年6.9%，也低于上一季的6.8%，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减缓的速度是放慢了，某些方面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二季度会怎么样，我想中国经济的增长，这几个因素如果没有明显的改善，他很难扭转下行。

第一是投资，投资如果不能稳定增长，经济也很难稳下来。眼下看投资是10.7%已经处于稳定了，比去年同期还略高了一点，高了0.3—0.4%。

第二是工业，工业从3月份的角度来看已经比1、2月份要回升了，但是从1—3月份来看这个5.8%应该说跟去年没有太大的变化，跟去年同期相比还略有回落。但是从趋势看，看到他有一点抬头的迹象。

第三是出口，一季度下降4.2%，3月份似乎有一点季节性和技术性两个因素影响回升，全年能不能扭转下降的局面也关乎到今年的增长。

按目前的趋势推断，二季度有可能出现“阶段性的回稳，二季度有可能经济不再下行，可能在6.8%左右的区间，至少不会低于一季度6.7%。这就出现了阶段性的趋稳。下半年，如果目前的稳增长的政策效应能够进一步放大，那么下半年有可能在二季度的基础上面还会略有回升。全年就是6.7—7%之间，平均速度可能全年就是6.8%，有可能是这样一个增长态势。

有一个因素需要特别指出，非经济因素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有可能在今年开始会变得更有利一些，而不是不利一些。非经济因素一方面是指反腐败的这种非经济因素，前一时期更多是以治理乱作为作为反腐败的主线，未来除了继续不放松乱作为的治理之外，将会把更多的精力或者是更多的注意力放到治理不作为。因为前一段在治理乱作为中间，派生出了一些不作为的倾向。去年我到各个地方去走，跟一些老朋友熟人见面，和地方政府的一些朋友见面，普遍得到的印象就是发展是第二位的，安全是第一位的。所以以前那种扩张的冲劲、那种发展的热情明显地有所改变，就是心态改变了。他们开玩笑，他们说“我们官员就怕开大会中间被人家叫出去，叫出去可能回不来了。”天天提心吊胆。

第二，今年是换届开始的一年，地方政府开始换届，从乡政府到县、到市，陆陆续续进入到省一级，都已经进入到换届，新的一轮政治周期开启了。政治周期的开启一定意味着在一线干的同志，肯定要以经济层面、社会层面的一张成绩单去迎来政府上的一定的保障度，这肯定是一个政治周期所带来的一个效应。

第三，今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十三五”开好局又是大家一个普遍的心态，一些事情可能在开局之年不能太糟糕，也会转化为一定的经济发展的推动力。

所以我们看中国经济的2016，不能仅从经济面上去讨论问题，可能还要从非经济面上进一步地来分析问题，这样我们能够看到2016年的中国经济虽然是困难的一年，但是他在困难中还是能够实现不跌破底部的发展。所以6.5—7%作为今年的目标守住，估计概率是比较大的，这就是增长的部分。

通胀，通胀的问题从整个中国经济各方面的环境来看，始终是一个问题。

一方面大量的钞票他肯定会转换为通胀的压力，这些年的广义货币数量确实是明显增加，从2008年之前的可能就是40、50万亿，现在是已经超过100万亿，那确实有很大的增长。美国的经济总量是16万亿美元，他M2的货币是10万亿美元左右，而我们经济总量刚过10万亿，但是我们广义货币的数量超过20万亿。虽然不完全可比，因为毕竟两个国家他的货币化程度、发展程度不一样，所以不能仅用这个认为中国印的钞票比美国还多，但是至少说明中国目前的货币超发的现象还是比较突出，这个结论是不会改变的。他始终就会对物价形成一定的压力，最终一定会通过通胀来消化掉这些超发的货币，这是一个客观规律，哪个国家都改变不了的。你超发的货币最终就是这个钱不值钱，不值钱不就是通货膨胀吗？

第二，这些年各种各样的坏账、各种各样的债务，最终的解决也要在议程上通过通胀来冲销，这是始终存在的一个因素。

第三，我们很多价格不合理，肯定也还要调整一些价格，涨价的一些因素也还存在。

第四，各种不可预见的因素，气候问题、外部世界的问题等等，也可能会造成一定的通胀问题。

所以对“通胀不掉以轻心”这句话我认为时刻还是要记在心理，对于政府主要的领导人来说，对于我们企业来说，对于老百姓来说都要记住。也就是说我们始终面临着钱可能贬的风险，所以对于通胀不能掉以轻心。

对于眼下中国来说：

第一，通胀压力更多的还是由于气候的问题和某些商品的问题造成的，猪肉价格、蔬菜价格大幅度地上涨，造成了短期通胀由1%到2%的变化，现在一季度是2.1%的通胀水平，比去年的1.4%提高了0.7%。应当说，短期是由于这些因素都会释放出来。长期的一些因素并没有释放出来，但是他始终还是有压力，但是从未来几年来看，中国更大的问题还不是通货膨胀。换句话说，通胀还构不成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因为从总体上看，中国现在还是供给大于需求，因此在这样一个市场环境下面，不大容易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

第二，中国目前从总体上看，上游产品还没有改变下降的局面，PPI工业品出厂价格已经连续49个月还处于下降，一季度下降为4%几，3月份当月下降为4.3%，未来要由降转为增还要一定的时间，来自上游涨价的压力眼下也还不大。

第三，外部世界虽然变化了，一些大宗商品价格短期有些波动，总体上看，相对于过去来自国际的涨价压力，应当说还不是很大，输入性的通胀压力不是很大，美元属于相对的强势，所以大宗商品的价格还是受到强势美元的压制。

第四，中国目前的通胀从性质上看属于成本推进型，而不是需求拉动型，两者对通胀释放的肌理不一样的，成本推进型是一个渐进释放，需求拉动型是一个积极释放，性质上看他也不会短期快速地释放出来。

结论就是，未来一段时间里面，中国依然还处于温和通胀型，也就是2—3%之间变化的概率相对大一些，明显高于3%的概率小，明显高于5%的概率更小，这是从温和到中度还需要一定时间，中度到高度那就更需要时间。对于通胀问题，短期还不需要作为一个主要的问题。作为长期来看，你还是要防范，要去划界，要逐步地来解决这些超发的货币、这些债务，这些去产能，去掉这些方面的一些问题所带来的通胀因素，这些问题可能还是需要去解决。

房地产的问题大家很关心，房价到底会怎么样变化，房地产的形势到底会怎么样的变化。从总体上看两句话：第一，房地产增长时期还没有结束，但是黄金期可能已经结束了。第二，房价上涨趋势也还没有结束，但是大幅度上涨的这种暴涨的趋势，或者是暴利的时期已经结束了。

基本的理由是，从房地产的形势来看，只要工业化、城市化、人口增长这三个趋势没有结束，中国的房地产就依然还处于一个增长时期，只是他的增长率在回落，而不是进入到一个增长率由正转为负的长期趋势。从房价的角度来看，主要是因为基本的消费需求依然还比较强烈，改善性的消费需求还更强烈，投资投机性的需求受到了抑制，因此，这样一个角度来看他还会推动房价的上涨。但是暴涨暴利的时期确实已经结束了，一方面房地产的成本已经大幅度上升，因此他的利润空间也被成本挤掉了一块，另外一方面各项政策的完善也相应地压制了一块价格的上涨和利润的暴利获得，特别是未来随着房产税的出台，一定会极大地抑制投资、投机型的住房需求。因此，也会对这一块涨价的压力有一个明显的减弱。

未来房地产的变化，更多会随不同的区域、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居住环境，而发生差异性的变化，一线城市房地产总体上还是处于供不应求的发展状态，因此，他的增长如果有相应的政策，他肯定还是会增长比较快的。问题是由于土地等诸多制约条件，因此他们的增长也受到一定的抑制。这些地方由于供不应求，所以涨价压力始终是存在。对于三四线城市来说，目前是供大于求，全国7亿多待销售面积大多数都集中在三四线城市，他们是需求远远跟不上供给，而未来来看，需求也不会明显增加，因为对三四线城市而言，他经济发展的恢复程度，他经济发展未来的增长点远不如一线城市，远不如条件更好、产业更集中的城市。所以未来更多的会在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形成更好的一种发展局面，但是三四线城市可能会面临一种很快的发展变化。这是房地产形势的总体的变化。

房地产什么时候会结束增长，房价什么时候会真正转入下降，就是工业化、城市化、人口增长，这三个趋势结束之后他就会发生变化，这三个趋势什么时候结束，我估计5—10年之后就会发生改变。5—10年之后中国的工业化大致完成，中国的城市化也接近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中国人口也由增长转为下降，那个时候死亡人口大于出生人口，所以中国人口的总量可能到14.5亿或者是14.7亿的时候，开始转为逐步的下降了，而不是再往上涨15亿、16亿……。

到那个阶段，那就意味着卖房的人大于买房的人，市场就会发生根本性的逆转。而眼下这个趋势是可以预见到的，因为对于大多数的城里人来说，未来的家庭住房会由目前的一套变为两套、三套，他会多出来，一个年轻的家庭将来会接收自己父母的两套住房，女方、男方各接收一套，这是未来房地产会多出来的发展趋势。

至于最近一段炒出来的温州20年的期限这些东西，那完全是一个对政策理解的不正确、不全面，70年不动、70年不变、70年到期、自动延期，至少是一个政策上明确的。中国虽然可能土地不是私有的，但是在这70年之内确实他是不会变化，70年之后会不会变化？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中国的住房至少没有哪一个住房他的使用寿命能够达到70年，所以这是一个肯定就没有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在没有到70年之前就要重新建设、重新改变。第二，70年以后中国的政策也一定会改变，也不会像今天这个政策。所以未来政策也一定会有变化，变化是什么变化？未来土地一定会逐步地私有化，这是肯定的一个局面，至少现在不会，基本国情决定的。但是到未来住宅的土地他一定是会变成私有化，因为农民本身宅基地已经鼓励他可以流通、可以抵押，这已经属于私有化的一个趋势。未来城里面的宅基地当然他也要完全解决给个人，而不是城里人买的只有地面上的所有权，没有地下的所有权，这都不对的。因为目前大家都已经交过钱了。

从这个角度去说大家也不用去担心70年以后，像现在温州说的按房价的1/3补交土地出让金，这是不对的，这也不大可能发生，只是现在温州可能也只是一个炒作，土地主管部门，目前经济困难下面可能想向消费者去要一点钱，但是这种做法肯定是不对的。所以大家看到新华社发表文章质问这个问题，很多的媒体在发表声音，这两天还在争论这个事情。不管怎么说，这个政策70年到期以后的政策，目前是自动延期，没有补交费用的国家的政策的层面，地方政府他自己做一些改变那是完全他自己的作为，不是国家层面的问题。

所以对于买房的人来说，对于想投资房的人来说，都要自己作一个总体的判断，这就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我记得在15年前，我在统计局当发言人的时候，那时候底下那么多人，当时有人问我“你觉得买房好还是买车好？”那时候我说“买房要早，买车要迟”后来果然被我言中了，早买房的人肯定有好处，早买车的人肯定要吃亏。基本的逻辑是，买房是中国供给世界需求，买车是世界供给中国需求。这样一个逻辑决定将来车是越来越便宜，房子是越来越贵，肯定是这样一个逻辑，果然是这样的发展趋势。

第四，风险，内忧外患，居安思危。讲讲汇率问题。

现在我们最需要防范的风险当然就是汇率风险，汇率风险肯是一个现实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问题，这里面提出来了自己的钱和别人的钱都要出去的这样一个判断，意味着我们的外汇储备将会逐步减少，意味着人们对外汇的需求将会逐步增多，这样一个基本的判断。

自己的钱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政府的钱要出去，“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政府鼓励外汇要用于对外的投资。第二方面是个人的钱，企业和个人他在海外资产配制中的比例会逐步上升，中国相比欧洲、中东和非洲、日本、拉丁美洲、北美的比重都要低，换句话说将来富裕起来的人他的资产配制会有一个国际配制的需求。更何况有一些政策的不完善，还有一部分钱会更多地转移出去，这些都存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自己的钱出去，这是一个趋势。

另一方面别人的钱也要出去，那就是随着中国投资环境的一些改变，整个世界格局的一些调整，以前到中国来投资的一些外商的钱，正在逐步地转移、逐步地撤退，到那些投资环境更有利、投资回报更高的地方，特别是过去在中国制造的地方很多转移到了国际的领域，转移到了非洲、转移到了拉丁美洲，这个趋势也在发生。甚至回流发达国家的趋势也在发生，美国再工业化，欧洲强调工业化，等等这些问题已经造成一部分资金回流。再加上对人民币汇率一些预期的改变，一些热钱的流动也有一个变化，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确实面临着对外汇的需求有一个越来越强的趋势，那就意味着外汇的价格会越来越贵。

这就是一个结论，需求强之后，他一定意味着他的价格会更贵，本币会更便宜。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发展趋势，中国从发展层面到了一个资本输出的阶段，在人民币没有完全国际化之前，一定意味着  外汇的需求会更大地增加。只有到了人民币完全国际化了，这就有一个改变了，这是从一个大的宏观环境来看。

从外部的角度来看，美元处于一个加息的周期，自然就对我们人民币形成一定的贬值压力。他的钱更值钱，我们的钱就有可能贬值。再加上一些国家竞争性的货币贬值，也会诱发或者是改变人民币汇率方面的一些变化。所以对外部有一个诱导或者是推升人民币贬值一定的压力，内部由于中国经济整体上还处于下行阶段，各种调整的任务还比较重，因此整个经济的基本面应当说还处于相对的不景气的状况。经济不景气一定意味着货币的弱势，只有经济的景气，这个国家的货币才会更强势。人们外部世界看一个国家的货币的时候，一定是跟你经济的基本面挂钩起来的，当看到你目前还处在转型升级的痛苦阶段，你的基本面困难比较多，当然他就看空人民币的这种预期会强化。另一方面中国的出口还处于下降的局面，因此来自出口企业和相应的主管部门对弱势人民币的这种期待也比较高，期望人民币能贬一点不要升值，来帮助企业出口。

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中国确实还面临着阶段性的人民币贬值的压力。但是从一个发展过程来看，从一个长期趋势来看，中国人民币的汇率也不大可能出现长期的、趋势性的贬值。

一方面中国经济目前从增长的角度来看，还处于相对高的水平，中国跟国际比较还有一个增长差，你6%多比世界3%左右，比美国1%、比日本零点几的增长相比，他还是有一个很大的增长差，因此从增长差看问题，人民币不可能表现得比那些更差的国家更弱势。

第二，中国的外汇储备加上商业银行的外汇头寸都还比较充裕，即使从4万亿已经降到3.2万亿，但是至少中国的外汇储备还高达3万亿以上，还是世界最大的储备国。商业银行也还有超过1万亿美元的头寸，中国商业银行绝大多数都是国有，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他也能够扮演国家的调控作用。从中国目前发展阶段所需要的正常外汇储备来说，估计也还有将近1万亿美元左右的余地，可以用来应对短期做空人民币的一些行为，不大可能出现短期就把人民币整垮。从去年的“8.11”以后到今年年初，这两轮央行的“汇率保卫战”来看，还是有手段、有力量，能够有作用。从外汇储备的角度来说，政府还是有能力。更何况政府还可以根据目前中国人民币还不完全是个自由市场的这种汇率，他是个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因此他可以在政策上、法律上对资本的流动进行必要的管理，对外汇资产的应用进行必要的调节。也就是说他还可以采取一些限制的措施。

第三，外部虽然美元处于加息的周期，但是这一轮美元还是一个弱加息的周期，另外美元强势的市场预期已经透支了，或者基本上已经接近天花板，所以美元也不可能有更大的升值空间，更何况欧元还继续弱势，日元也没有太大的强势可能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人民币受主要发达国家货币的影响，在未来他也不是那么强烈。

第四，目前中国的利率水平还高于国际发达水平的利率水平，利率的正利差还存在，所以也不至于出现大量的资本套利跑出去。

这些方面来看，不存在着人民币汇率趋势性大幅度贬值的可能性，短期可能就是围绕着6.6元到6.8元之间这样一个区间双向的波动，有时强一点，有时弱一点，目前是在6.5元左右相对比较平稳。从目前各方面的情况综合来看，政府的政策目标或者是央行的政策目标，很有可能是把他定在不轻易突破7块，作为一个政策的底线来考量。因此那种认为人民币可能跌到8块，那种可能性很小，几乎不存在。

至于长期人民币的汇率怎么看，我想涉及到咱们自己对这个国家经济的前景怎么看，如果对国家经济的前景有信心，你就不要轻易动摇对人民币汇率的信心，反之如果你认为这个人民币国家的前景不看好，你不要对人民币汇率有太强的信心和太强的期待。眼下中国各方的情况下前者的概率明显大于后者，中国经济好转的前景大于坏的前景，所以大家也用不着对人民币失去信心。作为个人、作为企业，在现阶段适当地调整自己的货币资产，做出一些对冲风险的阶段性的安排那还是非常必要的。

两类，如果你对美国对美元有更强需求的这类企业，当然你是要适当地增加一些美元资产的配制，你对欧洲有更大的投资生产贸易的业务，你需要适当增加欧元资产的配制，这是根据你的国际业务的发展需要做调整。对于个人来说，如果你有更多的外汇需求，当然也适当地增加一部分，包括美元、欧元。如果你没有太大的需求，就在中国你就无所谓，你孩子要出国留学，自己要去旅游，你适当地做一些阶段性的安排是有必要的。对于黄金等这些硬通货贵金属，适当地增加一些也是必要的。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个长期过程落说，还是要以人民币资产配制为主，这才是最靠得住的。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你没那么多的资产，因此也用不着太担心汇率的变化，因为你去做汇率的这种配制，哪怕你买了2万美元也挣不了多少钱，你同样不买也损失不了多少钱。只有对那些巨富的人来说，他买了1千万，可能就省出了好几百万，那是有必要的。对于大多数老百姓来说，你增加一些增加不了几百块钱，所以也用不着去经受这种精神痛苦。这就是我想跟大家讲的汇率问题。

这几个问题都讲完了再讲讲股市的问题，深圳是资本市场比较活跃的一个地方，我想讲的是两点：

第一，短期中国的资本市场目前正处于一个振荡的阶段，振荡行情可能构成了短期的资本市场一个主要的行情，换句话说，前期的那种单边市场的阶段已经结束了，那种疯牛的行情已经没有了，“猪已死去”，那种会飞的猪已经没有了，已经死去了。这主要是因为整个资本市场的一些因素决定了这些短期的投机性的，或者是短期的这种单边的因素越来越弱化了。

一方面中国经济他跟资本市场的关系不可能长期地脱钩，也就是说基本面他不可能长期与资本市场脱钩，对于股票市场要回归基本面他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短期他肯定受到目前这种经济下行等等这方面的一些因素的影响。

第二方面，前期救市只后的一些后遗症始终是短期资本市场需要消化的一个元素，1万多依救市的资金总有一天总是要对资本市场有一个退出，或者有一个调整，这个概率是存在的，只是眼前不是那么迫切，眼下政策还不允许。

第三，中国资本市场先天的不足带来的那种企业业绩不好的一些问题，他也是影响到资本市场短期的因素，不可能那些亏损企业的股票能够卖到好的价格，那是不可能长期有这样的趋势，除非疯了。像去年6月份以前那是疯了。

第四，上市公司冻结或者放缓之后积累下来的一些问题总有一天也要解决，现在有600、700家在排队那边总是对短期的资本市场也会产生一些影响。

第五，一些改革，注册制、国际板、战略新兴板也好，这些改革虽然暂时没有时间表，但是他始终也是对短期资本市场有一个心理影响的因素。

所以综合这些方面，再加上货币政策宽松的天花板已经越来越接近，降息的空间越来越小。2016年最多有一次，而且概率在降低，人民币利率很可能就要结束这一轮的降息周期，因此对资本市场肯定也会产生短期的稍微流动性的影响。

中国资本市场的长期面还是值得期待的，“牛”还没死去，主要是基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地位、中国资本市场影响力、中国资本市场作用，在现阶段和未来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和发展中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资本市场的逻辑越来越强，因此，政府对于资本市场的态度越来越重视、越来越友好，这个基本面没有改变，这也是从2014年年底开始资本市场逐步结束长达7年的低迷期之后的最基本的一个逻辑。

主要是五个方面：

第一，要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由过去的主要由信贷驱动转到资本市场驱动，由间接融资为主要逐步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这样一个发展政策已经成为国家层面的共识，要通过发展资本市场为企业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矛盾，减轻企业的财务成本，缓解企业杠杆比较高的一些问题。政府要用资本市场来解决企业的问题。

第二，中国的资产负债表也需要逐步地修复，而修复资产负债表最有效的内容就是资产证券化。而资产证券化他需要的载体就是资本市场，美国08年之后之所以摆脱困难，靠的就是资本市场提供的帮助，修复了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修复了家庭的资产负债表，修复了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当然政府的资产负债表是不需要修复的，所以他变得更坏，因为政府的资产负债表是由全球给他买单，所以他用不着去担心，是由美元的国际地位决定的。现在中国资产负债表从政府到企业、到银行也出问题了，所以也需要修复，就要用资本市场来修复，通过资产证券化去解决。

第三，转型升级必然意味着存量资产需要重组，增量资产需要重配。重组重配无非是两条路，第一是政府主导，第二是市场主导。而实践已经告诉我们，政府主导是不可能完成转型升级的，而只有市场主导才能够完成转型升级，而市场主导就需要靠资本市场。通过资本市场实现资源的配制更合理、更优化，因此，对已经上市的公司，对大量的传统产业，资产的重组是未来一个重要的内容，对于各种新兴产业包括新三班这些新兴产业，进一步的资本市场化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资本市场不可或缺。

第四，民众的财富配制也有一个更优化的过程，要逐步地由以实体经济、房地产配制财富，到逐步地提高金融资产的比重，而金融资产的比重过去更多是银行储蓄，各种各样的理财产品，而未来要更多地配制到资本市场。通过财富的专业管理，通过财富的市场运作，来保值增值，而资本市场是他重要的一个通道。

第五，人民币国际化意味着中国资本市场要开放，意味着由一国市场变成多国市场，变成全球市场，因此来自全球的流动性将极大地补充一国的流动性。全球投资中国资本市场，一定意味着中国资本市场他会更加地活跃。

这就是“牛没有死去”最基本的一个逻辑，只是资本市场毕竟是市场，因此是市场他就必定有风险，而中国又是在很大程度上还没有完全改变政策市的这样一个特点，因此，他就又多了一个政策性的风险。所以对市场风险的防范，对政策风险的防范，也还是投资者时刻不能忘记的定律，不要因为“牛还活着”就麻木了，还是要在防范风险下面去观察、去投资资本市场。

未来的三条线是要注意的：

第一，要更多关注并购重组这条线，去发现重组的机会，去防范重组的风险。

第二，新兴产业发展这条线，去发现新材料、新能源，智能制造，生物医疗、环境保护治理等等方面，以及文化、健康这方面的产业，发现新的投资机会。

第三，要丰富自己的对冲风险的工具，要从单边的市场，单一的市场、单一的品种如何转为多元化，一级市场、二级市场联动，国际国内联动，现货期货联动，以及商品市场、资本市场、汇率市场、房地产市场各种市场兼顾，这样去增加投资的对冲风险的能力，获得绝对的收益。

我想这三点是需要提醒的。

最后，讲讲“十三五”。几句话：

第一，要注意“三化”，把握住三化的变化。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化。这是适应和引导经济新常态需要把握的三个方面，这是未来换挡调速速度的问题有底没有高度，因此要适应个位数增长的大环境下面，发现发展机会，去发现投资机会。第二，未来在结构优化下面去适应发展，因此对优化有利的事情要多做，对优化不利的事情不要去做，不要陷入到风险之中。第三，动力的转化。未来要更多地考虑通过创新来驱动发展，而不是靠投入去驱动发展，因此在体制、机制、技术、商业模式、产品各方面都要考虑创新。

第二，关注新四化，工业化是考虑高端制造、智能制造，要考虑跟信息化的结合，要考虑环境资源的兼顾，要考虑劳动者福祉的保护。城镇化由土地的城镇化占到人的城镇化，由过去忽视差异化的城镇化，转到注重“留得住乡筹，看得见水，望得见山”的新型城镇化。信息化要在技术方面有核心的突破，使用方面逐步由商业专到社会管理方面。农业现代化是把握规模化、产业化和绿色化三个方面实现农业的现代化。

第三，领会五个政策支柱，未来整个“十三五”时期要坚持宏观政策的稳，微观政策的活，产业政策的准和改革政策的实，以及社会政策的托底，这五个政策里面去制订我们的微观的策略。

第四，抓住这五个重点的任务，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三去一降一补”。五大战略是“十三五”是最重要的，既有机会又有风险，因此我们在这五个领域里面，像广东已经提出了要打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战役，事实上就是这个。

第四，要贯彻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是国家的方向，也是企业应当遵循的方向，他将贯彻于“十三五”的全过程。

第五，要要注意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注两点，第一是结构优化，第二是体制深化，改革的深化。结构优化方面，去思考供给侧的改革，要实现产业、区域、需求三大结构的优化，要逐步地为这三大结构的优化去实现资源要素配制体制机制的改革的深化。

“十三五”时期就是要做五个理念、五大政策、五大战役，抓住我们的关键，当然就是在结构性供给侧改革的方面去重点把握。眼下时局我就不说了，以后有机会再谈，谢谢大家！

来源：财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