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唐文弘：自贸试验区边试验边总结】自贸试验区是深化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广东、天津、福建3个新设自贸试验区、上海自贸试验区扩展区域运行后，实行统一的负面清单，在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索和大胆尝试。自贸试验区建设推进至今，如何评价现有四个自贸试验区的发展情况，有哪些经验可以复制推广？如何为企业提供更加优良的营商环境？如何发挥差异化优势，实现改革探索试验的战略目标？如何扩大自贸试验区试点？

　　在自贸试验区建设如火如荼、成效不断显现之时，《中国经营报》专访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唐文弘。

　　自贸试验区是深化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广东、天津、福建3个新设自贸试验区、上海自贸试验区扩展区域运行后，实行统一的负面清单，在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索和大胆尝试。自贸试验区建设推进至今，如何评价现有四个自贸试验区的发展情况，有哪些经验可以复制推广？如何为企业提供更加优良的营商环境？如何发挥差异化优势，实现改革探索试验的战略目标？如何扩大自贸试验区试点？围绕这些问题，唐文弘接受《中国经营报》的专访。

　　唐文弘介绍了自贸试验区建设的进展情况，并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目前正在对4个自贸试验区进行评估，接下来改进哪里，怎么改、怎么试，要根据评估结果和市场主体的反应等情况来进行具体研究。

　　在谈到有企业认为自贸试验区改革力度不够时，唐文弘表示，对企业来说，自贸试验区不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开发区，不是政策洼地而是改革开放高地，优的不是税而是营商环境。自贸试验区突出的是通过制度创新形成公平、统一、高效的市场环境，进而降低企业运行的制度成本。

　　《中国经营报》：自贸试验区在制度创新方面取得了哪些成绩？

　　唐文弘：自2015年4月广东、天津、福建自贸试验区挂牌、上海自贸试验区扩展区域正式运行以来，各部门及4省市人民政府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全力推进自贸试验区建设，在投资、贸易、金融、事中事后监管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形成了多项可推广复制的试点经验。

　　在制度创新方面，一是以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的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持续深化。4个自贸试验区深入试点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负面清单由2013年上海第一版的190条、2014年第二版的139条，压缩到2015年统一适用于4个自贸试验区的122条；外商在负面清单以外领域设立企业，适用快捷的备案程序，一般3个工作日内可以办完设立手续；注册资本实缴改认缴、“三证合一”、“先照后证”、“证照分离”、年度报告制度、放宽住所登记条件等改革举措不断推进。

　　二是以贸易便利化为重点的贸易监管制度创新加快推进，大幅提高了自贸试验区贸易便利化水平，通关效率平均提高约40%，同时促进了跨境电商、保税维修等新兴业态发展。“一线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监管模式稳步实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全面上线运行。例如，上海自贸试验区推出了“一区注册、四地经营”模式，企业在区内任一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注册并取得海关编码，即可在区内其他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办理海关业务；广东自贸试验区推行关检“一机一台、合作查验、分别处置”作业模式；天津自贸试验区推出“保税货物自行运输”、“进口货物预检验”等措施。

　　三是以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量和水平为目标的金融开放创新举措稳步推出。上海自贸试验区黄金国际板等开始运行，自由贸易账户由人民币业务拓展至外币，截至2015年底，累计设立44186个自由贸易账户，收支总额22053亿元人民币，为有序推进资本账户自由兑换先行先试。2015年10月、12月，人民银行等部门分别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自贸试验区金融开放创新试点40项任务措施和金融支持广东、天津、福建自贸试验区建设的指导意见，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深化外汇管理改革、完善金融服务等方面支持自贸试验区大胆探索。

　　四是以社会信用体系为基础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初步形成。上海、广东自贸试验区构建了政府大数据联合监管平台；福建自贸试验区针对开放领域提出80余项风险防控措施；天津自贸试验区结合市场主体风险等级实施信用分类管理。结合自贸试验区扩大开放，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试行办法》，在自贸试验区建立了与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相适应的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

　　《中国经营报》：从现有的4个自贸试验区的建设情况和评估结果来看，有哪些可以推广复制到其他地区的经验？

　　唐文弘：试点经验的推广复制工作，原则是边试验、边总结、边评估，成熟一项、推广一项，成熟一批、推广一批。

　　上海自贸试验区运行1周年之前，有关部门对看得准、效果好的试点事项，陆续在全国或部分地区复制推广，共27项，包括投资领域13项、贸易领域10项和金融领域4项。

　　2014年，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1年后，国务院印发《关于推广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可复制改革试点经验的通知》，明确了国务院8个部门牵头向全国范围推广的改革事项22项、向其他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复制推广的改革事项6项，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借鉴推广的改革事项6项。

　　2015年4月，广东、天津、福建自贸试验区及上海自贸试验区扩展区域正式运行，4个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近一年来又产生了新一批试点经验。目前我们正对其进行第三方评估，并将结合评估情况尽快进行推广。

　　此外，4个自贸试验区还积极探索，形成了一批制度创新性强、市场主体反应好的做法。我们将其中成效较为突出的8个案例编撰形成了《自由贸易试验区“最佳实践案例”》，2015年12月1日已经印发，供各地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过程中借鉴。这个文件是公开的，在商务部网站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专栏里可以看到。

　　其中有一个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方面的案例，是福建自贸试验区平潭片区的。之前一项工程投资项目从招商引资到竣工验收，企业需要提交的各种申请材料累计可多达250项，有的仅身份证就要提交10余次。福建自贸试验区平潭片区把投资项目建设涉及的116项审批事项合并成26项，从最初的项目选址到竣工验收，只需要4个步骤，每个步骤都只需在一个窗口提交材料，只填写一张申请表，规划、国土、发改、城建、交通、环保等职能部门在后台联合审查、最终出具一份批准文件。改革后，投资者提交材料减少到19项左右，精简幅度超过90%，行政效能提高近3倍。

　　这就是自贸试验区各层工作人员积极探索，勇于自主创新的缩影。而且像这样的改革措施，无需国务院特别作出相关授权，各省市人民政府完全可依自身情况灵活加以借鉴。

　　整体来看，改革试点经验推广复制工作进展顺利，在全国形成了改革红利共享、开放成效普惠的良好局面。以事中事后监管措施的推广复制工作为例，“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信息共享和综合执法制度”、“社会力量参与市场监督”等举措成为各省市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主要抓手。江苏构建省、市、县三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网络体系，出台自然人和法人失信惩戒制度。四川利用PPP模式，引入社会资本投资、建设和运营全省社会信用信息统一平台。广西人民银行推行信用报告临柜查询，2015年上半年受理查询19.83万笔，同比增长128%。

　　《中国经营报》：有企业反映没感受到多大改革力度，还在“坐等商机”再进入自贸试验区。对此您怎么看？

　　唐文弘：一般来说，企业可能比较期待税收优惠，但正如前面所讲的，自贸试验区不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开发区，不是政策洼地而是改革开放高地，优的不是税而是营商环境，通过营商环境的优化降低企业经营的制度性成本。

　　至于良好的营商环境，可能要在区内才能感受到。比如自贸试验区内率先建立了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一家外贸企业需要进出口货物，不用再拿着材料四处跑部门，只要登录一个网络“窗口”，在线一次性提交电子数据，就可以办完报关报检等手续。在福建自贸试验区，企业进出口货物申报时间从4个小时减至5-10分钟，船舶检验检疫申报时间由50分钟缩短为5分钟。一般货物贸易出口时间从16天缩短至8天，船舶进境时间由36小时缩短至2.5小时，出境时间由36小时缩短至1小时。据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今年1月统计，该片区“单一窗口”平台日处理3.5万票，数据申报简化率可达32.7%，申报效率提升50%以上。时间就是金钱，这种效率的提高、办事时间的缩短一样可以转换成真金白银，为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再比如，广东自贸试验区正不断优化适应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法治和人才环境，完善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设立了国际航运、海事物流、国际金融等专业仲裁中心；前海和横琴新区法院启动了综合改革示范法院试点，中国自贸区仲裁合作联盟、国际法律查明研究中心在前海成立，知识产权运营公共服务平台和南方知识产权运营中心也正在筹建中。在人才保障方面，广东省拟定了关于促进自贸试验区人才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从高层次人才评价认定机制、停居留和签证政策、创新创业激励支持政策、打造优质人才载体、建设人才综合服务体系等方面提出了22条政策建议。

　　上海美国商会调查显示，多数企业认为上海自贸试验区贸易便利化措施带来了好处，甚至比税收优惠更有吸引力。数据表明，很多企业愿意进入自贸试验区。广东、天津、福建自贸试验区挂牌后，到2015年底，新设外商投资企业数同比增长均超过2倍，占所在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总数比重分别达到42.1%、72.2%和61.5%；扩展区域后的上海自贸试验区这一比重达到50%。

　　《中国经营报》：自贸试验区在为企业提供服务和便利方面有哪些不足？供给侧改革大背景下，自贸试验区是否会有配套措施减轻企业负担，为企业提供更大便利？

　　唐文弘：自贸试验区的建设本身就是供给侧改革。正如刚才说的，我们并不是要通过给税收优惠来扶持企业发展，而是通过制度创新形成公平、统一、高效的市场环境，激发市场活力、释放改革红利，降低企业运行的“制度成本”。比如在天津自贸试验区，海关和检验检疫局出台了“保税货物自行运输”、“进口货物预检验”等53项便利措施，不仅大幅提高通关通检效率，将每票报关单通关平均时间从1-2天缩短到2小时，还为企业降低了30%的物流成本；天津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运行后，实行“互联网+”免费报关，每年为进出口企业节省成本近4千万元。所以说，自贸试验区是以降低“制度成本”的方式来减轻企业负担、为企业提供便利。

　　就目前而言，自贸试验区需要加强的是各项措施的系统集成，要形成综合性、模块化、制度化的改革措施。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中央各部门之间、以及中央部门与地方之间的协调，统筹联动，提高改革的协同性、协调性，增强市场主体的获得感。

　　那么除此之外，怎样继续降低“制度成本”，释放改革红利？我们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在不断探索、试验。比如在投资领域，2015版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实施快一年了，我们正在收集各方面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建议。我们希望各自贸试验区继续加大服务企业的力度，希望听到更多市场主体的声音，让我们了解改革方向是不是精准，改革力度是不是到位。管理者和市场主体需要持续进行这样的互动，不断地试出边界、调整规矩，才能画出更好的方圆。

　　最近4个自贸试验区都在进行第三方评估，希望能较客观地反映目前存在的问题、需要调整的地方。接下来要改进哪，怎么改、怎么试，要根据评估结果、市场主体反应等情况来进行具体研究。

　　《中国经营报》：请评价一下自贸试验区的开放度？

　　唐文弘：我想从两方面谈一谈这个问题，一方面，从外资市场准入的角度，自贸试验区是当前国内开放领域最多的区域。2015年4月发布的统一适用于4个自贸试验区的负面清单，不仅比上海自贸试验区2014年版负面清单限制措施更少(从139条缩减为122条)，即使与2015年调整实施后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相比，也减少了限制。随着自贸试验区的发展，特别是政府事中事后监管能力的提高，开放领域还将不断扩大。

　　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设立自贸试验区的主要目的是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通过制度创新，破除制约市场发挥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机制障碍，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因此，要全面理解自贸试验区的开放度。比如，在投资领域，自贸试验区改革了运行30多年的“逐案审批”外资管理模式，统一实施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不仅扩大了开放领域，也大大提高了投资的透明度、便利度和规范性；又如，在政府职能转变方面，4个自贸试验区不仅全都建立了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平台，天津自贸试验区还率先实施信用等级分类管理。总体上，自贸试验区形成了多领域、复合型改革开放态势。

　　还有前面说到，新设外商投资企业数的数据，更多企业愿意进入也反映了自贸试验区的开放度。

　　《中国经营报》：2018年将全面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请问下一步如何将负面清单由“对外”推广至“对内”，难点在哪里？有哪些配套措施需要跟进？实现统一的市场准入标准后，有什么意义？

　　唐文弘：根据2015年10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意见》，实施步骤是先确定开展试点的地区，试点地区提出拟试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方案，再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涉及暂停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或其相关条款实施的，按法定程序办理。

　　探索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及相应的体制机制意义重大，首先就是它代表着政府管理观念的转变，从事前监管转向事中事后监管。其次，它代表着市场准入标准的公开透明化，会推进更公平、统一的市场环境的形成。再从实际操作层面来讲，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将会极大地提高行政效率、便利企业，这一点从自贸试验区内实施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情况来看就可见一斑了。

　　推广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难点在于如何做到既“放得开”，又“管得住”，所以我们需要备案制度、企业信息公示、跨部门监管信息共享等配套措施。这也是我们现在在自贸试验区内重点试验的。

　　《中国经营报》：除了以上内容，您认为自贸试验区建设还有哪些亮点？

　　唐文弘：亮点其实还有很多，各自贸试验区试点内容既有共同性，又有自己的特色定位，服务不同的国家战略。比如，广东、福建自贸试验区着力深化对港澳、对台的经济合作：广东自贸试验区的南沙粤港澳青年创业工场、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横琴澳门青年创业谷，福建自贸试验区的厦门两岸青年创业基地都已开始运作。其中，深圳前海蛇口片区设立的“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是内地首个深港合作国际化青年创新创业社区，由前海管理局、深圳市青年联合会和香港青年协会三方发起成立，是深港合作的重要平台。截至2016年1月底，已有124家创业团队入驻，其中有59家为香港创业团队。

　　我们对这些在自贸试验区内设立的服务两岸三地青年创业的平台寄予着美好的期望，希望它们为两岸三地青年人才创新创业提供更多的机会。

文章来源：中国经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