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谢谢主持人。刚才王毅部长和虎城部长介绍了G20会议的主要内容，我想借此机会介绍一下财金渠道关于G20峰会的准备工作。财金渠道的议题在G20峰会中历来很重要，从这些年各国举办峰会的经验看，峰会之前通常要召开四次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今年2月底中国已在上海召开了首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7月份还将在成都召开财长和央行行长会，另有两次是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年会套开。此外峰会前还要召开若干次副手会和工作组会，以为G20峰会的讨论做好准备。

今年G20峰会的准备工作与往年类似，财金渠道首先要讨论全球经济形势，包括各国的经济金融情况。这是非常必要的，尽管不一定达成重要的决议，但是形势判断是制定所有经济决策的基础。另外，全球经济形势并不平稳，有时会突发一些重大问题，甚至可能影响原来预设的议题。例如，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希腊债务危机的爆发恰逢2011年G20戛纳峰会召开的前夕，导致整个峰会在很大程度上聚焦于希腊问题，这种情况也有可能再次发生。

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也是G20峰会的重要内容。刚才王毅部长也谈到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今年的峰会特别强调结构性政策的设计和采用。虎城部长也谈到贸易政策，2008年在华盛顿召开首次峰会时，贸易问题以及如何在危机条件下促进贸易融资是当时的一个重点。

今年财金渠道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国际金融架构，这是G20历来关注的问题。在危机时期，如2009年、2010年和2012年，大家都希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动员更多的资源，因为进行危机救助是需要大家共同出资的，需要确定用什么机制和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获得资源。当然，这也不仅仅涉及资金问题，更主要的是国际金融架构能够确保国际金融机构进行更好的危机预警，更好地解决问题，能够更好地反映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体权重的变化等。这其中也包括SDR的相关议题。

此外，每次G20峰会都会讨论金融改革的相关议题，该议题主要由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牵头负责。由于G20是因危机应对产生的，应对危机需要改革，因此，这些年陆陆续续推出很多重要的金融改革，大家印象较深的是巴塞尔III关于银行体系的改革。今年将重点强调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和继续讨论处理“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等问题。

今年的财金渠道还有两个议题。一个是普惠金融，强调如何更好地为发展中国家、为贫困群体、为大众、为中小企业做好金融服务，我们为此专门成立了工作组。另一个是绿色金融，在全球气候变暖、环境恶化的情况下，鼓励金融活动明确支持绿色发展，采用的工具包括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为在这方面进行探索，我们也成立了工作组。

和前两届G20会议一样，财金渠道将继续讨论税收问题。财政政策的顺利实施要求动员更多的税收，因此，在 “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议题下，G20各国加强沟通，密切合作，以防止一些国家的财政收入状况进一步恶化，从而减弱财政政策的效力。

每次峰会之后，在部分经济议题和改革议题上会形成峰会批准的文件，这是经过G20领导人批准后需要落实的文件。因此每次峰会都需要回顾此前共识落实的情况，评估遇到的困难和进展，并制定相应的对策。

我就借此机会做一些介绍。谢谢！

主持人：刚才我注意到周行长提到了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经济下行的风险和压力增大，很多国家都希望今年中国举办的G20峰会能够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请问今年的G20将如何在宏观政策协调方面发力？

周小川：2月底在上海召开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已经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应该说，G20是应对危机的产物。1999年召开第一次G20会议是为了应对亚洲金融风波，2008年G20会议升级为峰会是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所谓应对危机，首先就是制定危机解决方案，用什么办法能克服危机，用什么办法能够促进复苏，复苏以后如何保持强劲、可持续和平衡的增长。2009年，匹兹堡G20峰会通过了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框架，其中就包括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但也是在对危机的诊断以及解决危机中暴露的问题的基础上来协调这些政策。从需求方面看，金融危机一般会导致全球信心下降、总需求疲软，投资和消费都不景气，因此总需求方面的政策协调是一个重点任务。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作用也因此受到重视。货币政策方面，大家已经看到有些国家实施了数轮量化宽松，有的国家实施了量化和质化宽松，最近这两年还有一些国家在实行负利率。因此，G20财金渠道的讨论肯定要评审量化宽松政策的效果怎么样，量化宽松政策在必要时如何退出，还要考虑其“溢出效应”，相互之间会不会产生很大影响。同时大家也会讨论负利率政策究竟怎么样，当然这还需要观察。总之大家非常关心这些议题，要通过讨论来增强协调。

有观点认为，货币政策重要但也不能过度依赖货币政策，还要发挥好财政政策的作用，而且财政政策在近期发挥的作用可能更重要。但各国财政政策的空间有差异，所以大家也会有争议，要讨论在什么情况下，比如说赤字率是多少、总债务率是多少，一国才有空间更多的运用财政政策。财政政策除了支出方面还有收入方面，税收要有保证，才能有空间实施财政政策。

此外，今年G20会议的讨论中大家更加关注结构性政策。其实结构性政策的提法已有数年。有一些经济体结构性矛盾比较严重，光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像刚才王毅部长谈到的还不能解决问题，必须针对其结构性问题进行改革。尽管结构改革需要的时间较长，但能最后真正解决问题。最近提出的鼓励创新，最后也会出现结构性的变化。在全球金融市场波动的情况下，汇率和资本流动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政策协调问题之一。汇率的争议可能跟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有关，大宗商品特别是石油价格大幅下跌首先会导致一些产油国收支平衡受到影响，其汇率率先开始发生较大变化，包括股市在内的金融市场大幅波动随之发生。大家对中国也比较关注，上海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使用的语言和李克强总理的表态其实是一致的，即，各国要在汇率政策上进一步加强沟通和协调，大家都不赞成采用竞争性贬值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不能靠过度的汇率贬值来刺激出口。同时，跟汇率、宏观政策连在一起的还有资本流动问题。当前的资本流动有些异常，尤其对新兴市场国家不太有利。因此资本流动也成为需要协调讨论的问题。这种协调和讨论并不一定是要达成一致的文件，但经过沟通后，各国在宏观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方面都会参考G20共同讨论的结果，使得政策更加协调。

彭博提问：我是来自彭博社的记者，我想问的是周行长对于SDR前景的看法。中国对于SDR持怎样的观点，对于未来进一步提升SDR地位和扩大SDR使用有何计划？

周小川：不能说中国对于SDR有什么计划或要求，这应该是全球的要求，只不过讨论中谁说的声音大一点或者谁先说了。关于SDR讨论的起源是清楚的，就是全球金融危机、特别是次贷危机在美国爆发后，美元开始大幅波动，所以大家开始想是不是能够找到一些让国际货币体系更加稳定的办法。从中国的角度来讲，我们的贸易和投资伙伴非常多元化，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使用美元，同时也用欧元和日元。我们周边的一些国家在危机过程中遇到了贸易支付上的困难，就像虎城部长刚才提到的贸易融资方面的困难，这些因素有时候跟所谓的储备货币或主流货币有关，跟币值和流动性也有关，所以周边国家自己搞了相互之间互相支持的方案，诸如货币互换、相互融资等等。在相互融资、货币互换的过程中，大家自然想到既然美元不是那么稳定，那为什么非要用它呢，还是可以用更多元化的东西，我觉得这是起因。而SDR本来就是一个包含多种货币的篮子，而且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掌控的，因此自然会有声音要求讨论进一步发挥SDR的作用，扩大SDR的使用。同时IMF也一直对此十分重视，因此中国在今年接任G20主席国后重启了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即IFA，拟推动对上述问题的讨论。

2011年，法国作为G20主席国，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这一问题十分重视，当时萨科奇总统特意到南京，主持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南京研讨会。但就像我刚才所提到的，2011年G20领导人峰会被希腊问题冲淡了，导致其他议题讨论未能充分展开。我们今年将进一步讨论这一问题，3月底会在巴黎再召开一次类似南京研讨会的会议，也有人将此称作南京II。这次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研讨会上，SDR的作用和使用将是内容之一。从中国人民银行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SDR是一揽子货币的综合，提高其可信度、扩大其使用有助于提高各国的风险管理以及相互之间合作的有效性，同时，如能扩大SDR在财务报表中的使用，它的客观性和波动性将会具有一定优势。当然这还是一个逐渐探索的过程。中国将和包括G20成员和IMF在内的国际社会一起探讨这一问题，希望大家朝着这个方向共同逐步探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