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天津贵金属交易所（下称津贵所）创新性地推出现货挂牌交易模式。挂牌交易模式上线当天，白银交收3.3吨。模式启动至今，津贵所的现货交易量较为可观。

“现货挂牌模式的目标是场外市场，明确的挂牌信息、完善的交收保障机制、灵活的交易方式提高了效率和安全性，降低了交易成本，对服务实体经济具有重要意义。”津贵所总裁苏宁说。

大宗商品交易所一头连着实体企业，一头连着金融服务，是一个信息流、资本流、商品流交汇、互联互通的合作平台。十多年来，大宗商品市场快速成长，已成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生力军。如何在规范自身发展的同时，服务实体经济，构建多层次商品市场体系？津贵所的改革探索成为业界的一个风向标。

1.减少中间环节 降低交易成本

现货挂牌交易，这一模式的创新让津贵所的自营会员万洋冶炼（集团）有限公司深深受益。“之前因销售人员与客户直接私下交易，导致交易价格不公开，客户对我们缺乏信任。在津贵所统一的规范性平台上，报价公开，交易透明度更高，客户对我们的信任度因此提升。”万洋冶炼（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文中说。

此外，李文中感到，场外交易的平台化扩大了交易圈，为大量白银企业节省了联系客户的时间、人力成本，“白银产品在指定仓库做成仓单后便可挂牌销售，下游企业摘牌后直接从指定仓库提货，提高了白银的流通效率，也节省了双方的流通费用，降低了企业的交易成本”。

“现货挂牌交易模式的一大特点就是打通上下游企业，使供需直接对接。”津贵所副总裁刘宇说。

大宗商品上游行业产业集中度较高，希望跟终端企业建立直接的销售关系，扩大原有交易圈；下游的加工制造行业集中度则比较分散，采购原材料和贸易谈判能力较弱，该类企业希望减少中间环节，有更加透明和公开的市场，以更低的成本和更高的效率进行原材料采购。“现货挂牌模式的一个核心功能就是实现现货线上交易交收，利用‘互联网+’及相关信息技术，既帮助上下游企业通过平台发布消息，扩大交易圈，又能够消除信息不对称，去掉中间环节，降低整个现货市场参与者的交易成本，提高效率。”刘宇说。

2.优化交收环节 降低流通成本

在采访中，刘宇告诉记者：“从现货企业的角度来看，我们采取全实名挂牌、摘牌有利于全方位了解自营会员的购销意向。另外，交收模式的可选择性强，企业既可以选择线上交收，也可以选择线下交收，这些都会为现货企业创造价值的增长点。”

有完善的仓储、质检、保险、物流等配套措施，商品可追本溯源，买卖放心。全方位配套服务，多层次满足实体企业需求，也是津贵所大力拓展现货业务、加快转型升级的重要着力点——

2015年，津贵所相继指定畅越飞平有色金属储运（上海）有限公司、天津市东丽区魏王储运有限公司、北京中工美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责任公司、郑州明达货运有限公司等作为新增仓库，这为交收企业提供了更多选择。

以郑州明达货运有限公司为例，该公司在郑州、上海设有两个贵金属仓库，白银物流运输在河南市场占有率达到95%以上，在全国市场占有率达到三分之一以上。不断完善的现货交收体系给市场注入了新鲜血液，为指定交收仓库的服务提供了更多选择，对提高商品流通效率、控制企业成本起到了积极作用。

3.严格监管环节 降低风险成本

如何建立一套风险保障机制，帮助市场参与者规避风险，无疑是提高实体经济效率更深层次的举措。

目前，国内多数现货交易场所仍维持分散式柜台或做市交易机制，即交易所会员单位与客户之间进行双边交易，交易所并不参与，而是直接根据境外机构数据提供买卖报价。这一模式下，价格不通过自身交易形成，与市场实际交易脱节，难以完全反映国内产业客户的实际交易情况。

过去两年间，国内多省监管部门均曾要求整改当地现货交易所的分散式柜台交易模式。

正是看到这一点，津贵所加强了对场外市场价格波动的分析，并计划依托该系统每天的交易情况，基于真实交易发布相应可供参考的公允性统一现货价格。

针对模式创新，刘宇透露：“区别于传统分散式柜台交易，津贵所现货挂牌模式会员角色包含自营会员和经纪会员。前者参与交易但不接触客户，后者只开发客户不参与交易，从而有效隔离了投资者和会员单位之间的博弈风险，拆分了原有利益链条，最大可能地消除了会员和客户存在对赌的市场顾虑。”

同时，大幅提高个人投资者门槛——津贵所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中提到，申请开户时，资金资产不应低于50万元，这样的准入门槛明显高于其他主要交易所。为了确保津贵所会员合规经营和交易安全，津贵所开立了由天津市金融局参与监管的风险准备金专用账户，以应对突发市场情况下的风险。

“此外，津贵所是第一家把客户交易数据托管在第三方机构的现货交易所，方便客户随时进行查询。”刘宇说。

4.完善法治环节 降低制度成本

近年来，我国大宗商品交易市场迅速扩张，但毋庸讳言，过快的发展也使得中国现货行业出现良莠不齐、“劣币驱逐良币”等问题。如何打造公平透明的交易环境，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在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各大商品交易场所及市场参与者正在思考如何在符合监管要求的基础上，寻求业务模式的创新突围。然而，如何从顶层设计入手，加快法治化监管的脚步，也成为很多商品交易所的迫切期盼。

“大宗商品市场发展的方向必须坚持为实体经济服务大方向，加强自律管理，同时期待改革和立法的深入推进，从而迎来更光明的前景。”苏宁表示。

对此，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研究员黄运成指出，最近两年多来，一些地方政府建立起了地方清算所和登记结算机构，实现交易、登记、清算三项业务的分离。独立于各个交易场所的登记结算机构，在利益分配和市场发展上，与交易场所相互监督，共同发展，有利于提高市场的透明度，促进市场的规范化。

在采访中，专家们建议，要依赖于行业的自律建设，成立行业和地方性大宗商品协会，加强行业自律和规范。同时，要深化改革和立法，结合与借鉴高等法院判例、地方立法和期货法规，推出中国大宗商品交易法。

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曾说，交易所的发展，实际上是跟随实体经济需求的引导而产生的，当实体经济有服务需求时，大宗交易所就会自然而然发展起来。

面对新形势和新挑战，如何进一步加强立法建设，完善法律监管的制度供给，营造良好的现货交易市场环境，这关系着实体经济降成本，也关系着市场的公平与公正。

专家观点

“金融的本质是为实体经济服务”

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孙立坚：

当前中国实体经济部门“钱荒”而虚拟经济部门“钱多”，未来中国想要实现“稳货币”的战略，就必须强化金融体系资源配置的能力，将过度集中在房地产市场的资金引导到具有稳定收益增长的实体经济部门中。金融的本质是为实体经济服务，如果金融服务不到位，城镇化建设等过度依赖货币政策，不仅金融不能增强企业的盈利能力，反而会因为资源价格上涨、通胀预期强化、资产泡沫严重等“宽货币”的不良后果，使得实体经济的投资收益不断恶化。

“要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

近年来央行连续降息降准，但小微企业还是觉得融资难、融资贵，一方面是因为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不通畅，资金流向经济体末梢——小微企业的少，流向大企业的多；另一方面是由于中介业务收费高企，不少中介机构在担保等增信环节对小微企业抬高了收费标准。要解决这一问题，不仅需要引导大中型银行和地方银行将信贷资源向小微企业投放；还要尽快规范管理互联网金融，让网贷平台发挥自身作用。

“不应用行政手段要求金融机构去支持实体经济”

清华大学教授、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白重恩：

不应用行政手段要求金融机构去支持实体经济。如果金融机构、金融市场能够实现生产要素、资源配置更加优化，又能控制风险，就是对长期经济增长最好的支持。少要求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不论这项政策是否有效，即使有效也不应该是金融部门来做，而应该通过其他政府部门的产业政策，比如财政的税收政策、补贴政策或者发改委的一系列准入政策等来推动。我们应该给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的监管者更大的自主性。

“建立健全一系列配套的制度设计”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张涛：

要培育与实体经济相适应的多元化金融体系，满足多层次、多样性的金融服务需求，应当放宽金融机构的准入门槛，利用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多种形式。无论是传统金融还是其他一些新兴金融业态，只要依法合规，立足服务实体经济，满足经济主体合理的融资需求，就应该得到认可和鼓励。

除了市场准入要更加放开以外，还应重视市场退出的配套体系建设问题。必须要建立健全一系列配套的制度设计，为金融产品的创新、技术的创新和市场充分竞争提供一个完整的制度环境，从而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