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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现代金融体系是党中央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一以贯之的方略。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党的十九大报告将金融纳入“产业体系”范畴，强调要“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进一步指出，要“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这些论述明确了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定位、目标、功能、内容和机制。

构建现代金融体系，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应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问题的系列重要论述作为行动指南。2017 年 7 月，在全国第五次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的“三位一体”金融工作总方针。其中，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发展的方向和使命，防控金融风险是金融发展的底线，深化金融改革是金融发展的路径。同时，他强调了推进金融发展要把握好的四项重要原则：一是回归本源，金融要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提升服务效率和水平；二是优化结构，在完善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产品体系的过程中，坚持质量优先，引导金融业发展同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三是强化监管，提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能力，以强化金融监管为重点，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为底线，加快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四是市场导向，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2019 年 2 月 22 日，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题，习近平总书记系统论述了五个方面内容。一是金融在经济中的重要性。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二是金融使命。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三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心。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强化金融服务功能，找准金融服务重点，以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人民生活为本；要以金融体系结构调整优化为重点，优化融资结构和金融机构体系、市场体系、产品体系，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务。四是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重点。“我们要深化对金融本质和规律的认识，立足中国实际，走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要抓住完善金融服务、防范金融风险这个重点，推动金融业高质量发展。五是防范金融风险的经济基础。实体经济健康发展是防范化解风险的基础，要注重在稳增长的基础上防风险，强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逆周期调节作用，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坚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防范化解风险。

2022 年 4 月 29 日，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以依法规范和引导我国资本健康发展为主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了三个方面问题。一是规范资本健康发展的重要性。他强调，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既是一个重大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既是一个重大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关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关系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关系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关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必须深化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我国各类资本及其作用的认识，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发挥其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要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就要设立“红绿灯”，健全资本发展的法律制度，形成框架完整、逻辑清晰、制度完备的规则体系。二是资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主要功能。他指出，我国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资本同土地、劳动力、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共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繁荣发展作出了贡献，各类资本的积极作用必须充分肯定。要历史地、发展地、辩证地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存在的各类资本及其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是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纽带，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要发挥资本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同时，必须认识到，资本具有逐利本性，如不加以规范和约束，就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三是要深化资本市场改革。要继续完善我国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更好发挥资本市场功能，为各类资本发展释放出更大空间。要健全产权保护制度，深入推进实施公平竞争政策，全面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消除各种市场壁垒，使各类资本机会平等、公平进入、有序竞争。

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论述指明了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方向、目标、重心、机制、路径、关键要点和应守住的底线。其中，“三位一体”的金融工作总方针居于统领地位，是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指南。

金融是实体经济发展的产物，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是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基础和根本动力。两百多年来，实体经济（尤其是科技）发展推动了金融发展。第一次产业革命时期，为破解批发性交易中“钱货难以同时两讫”的难题，以商业票据为代表的商业信用体系应运而生，不仅为银行券、信用货币体系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性条件，而且推进了商业银行存款机制与贷款机制的联结。第二次产业革命时期，电力、石化、钢铁、轮船、汽车等重工产业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巨额资金的投入，推进了资本集中，股份公司“高歌猛进”，产业资本和银行资本进行融合，资本市场快速发展。同时，贵金属货币体系向信用货币体系转变，货币发行从财政机制转向了金融机制，商业银行获得了创造信用货币的能力，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发轫提供了实践依据。20世纪50年代以后，电子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互联网机制的拓展，推进了电子货币的诞生、金融工具的电子化和金融服务效率的提高，各种金融衍生品交投活跃。进入21世纪以后，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现代科技发展促进了金融科技和数字金融发展，提高了金融服务效率，扩展了普惠金融、绿色金融的覆盖面。在两百多年历史中，实体经济的发展不仅从数量、规模上推进了金融服务面，而且从质量、结构、机制和效率等方面提高了金融服务质量。这一历史进程揭示了两个基本逻辑：一是金融高质量发展是在持续满足实体经济的需求过程中实现的，离开了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金融将成为无源之水，失去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和动力。二是金融高质量发展状况应以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唯一标准，简单以金融增长率、金融收益率等指标度量金融高质量发展程度有失偏颇，可能掩盖金融偏离服务实体经济的程度。

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内容丰富且复杂多元的动态系统，为此，金融高质量发展可从不同角度展开研讨。李俊玲等 （2019）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对2013—2017年31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的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认为这五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金融高质量发展平均水平小幅提高 （其中，金融自身发展水平、金融支持经济创新发展水平提升较快），但金融高质量发展程度参差不齐。钟华星（2021）基于国际比较的角度，从规模、结构、稳定性和效率等维度分析了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对策。王曙光（2019） 强调，在深入推进金融发展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应同时贯彻金融供给主体和金融需求主体意义上的竞争中性原则，对各类金融机构一视同仁。孙兆斌 （2018）、陈斌辉 （2021） 从普惠金融角度，尚猛等（2022）从产业数字金融角度，吴健（2022）从乡村振兴战略角度，陈敏安（2022） 从共同富裕角度，李伟 （2019） 从标准化建设角度，梁儒谦和贺祯 （2021） 从文化金融角度，分别研讨了金融高质量发展中实体经济需求和可选择的应对之策。

紧扣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充分发挥金融的各项功能，提高金融与经济的契合程度，这同时是金融高质量发展的过程。

第一，加快推进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部署，是夯实经济发展根基的战略决策。金融支持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可从三个层面展开：一是在宏观层面上，通过加快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完善货币政策调控机制和宏观审慎政策，以流动性为抓手，着力提高资金流与物流、人流和信息流的契合度，有效协调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和投资的循环，在推进消费结构升级和区域经济发展平衡过程中解决不充分不平衡的短板，在更高水平上实现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动态平衡。二是在微观层面上，通过加快建立现代商业信用体系，以货款回流为抓手，打通实体企业再生产微循环中的堵点，切实提高内源融资的比重和效能，实现国内大循环的良性运行。三是在国际经济层面上，通过国际收支的平衡机制，以汇率市场化为抓手，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机制，提高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加快“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畅通。

第二，支持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第一次产业革命以来的历史证明，关键核心技术是市场竞争（尤其是国际市场竞争）的根本。中国已经走过依靠大量引进先进技术、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的后发优势阶段。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唯一出路在于自主创新。金融支持“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可从四个层面展开：一是在科研人员层面，形成对人力资本的社会共识，突破唯有资金投入才能形成股权的认知，建立人力资本转化为股权（包括无面值股票）的机制，提高由人力资本形成的股份在公司股份中的比重和公司治理中的话语权，激励科研人员的创造力和积极性。二是在社会层面，激励天使投资向“种子”投资聚集，将各种偶发灵感、奇思妙想等转化为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图纸、模型或方案，为研发关键核心技术、整合科技资源等提供充足的种子来源。三是在公司层面，积极推进创业投资发展，充分发挥创业投资基金和股权基金的积极作用，给关键核心技术提供可持续的资本性资金，将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建立在长期资金支持的基础上。同时，深化银行体系支持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改革，形成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科技保险、科技成果转化中的贷款风险补偿机制等。四是在股票市场层面，要充分发挥科创板的机制，突破以财务成本计算创业投资价值的认识，确立以市场机制计量创业资本和创业利润，激励社会资金向“硬科技”领域聚集，加速高新技术产业化。

第三，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现代产业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经济基础，也是中国国际竞争力的根基。引进海外先进技术、投资于“短平快”项目已成历史，现代产业体系建设要求以中长期资产为基础，因此，金融支持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应从中长期资金供给上着眼。一是在实体企业层面上，充分发挥债市、股市在提供中长期资金方面的融资功能，运用市场机制吸引社会资金（包括外资）向制造业倾斜，支持制造业的技术升级和设备改造。二是在产业链层面，以主干企业为抓手，发挥商业信用机制，在产业关联、技术关联、市场关联和信息关联的基础上加上金融关联，提高主干企业对上下游中小微企业的引领能力、带动能力和整合能力，形成具有市场竞争力和较强韧性的产业链。三是在市场层面，发挥股权投资基金的功能，积极促进公司并购、资产重组、产业整合和结构调整，推进产业在科技持续进步基础上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提质增效。

第四，积极推进乡村振兴。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乡村振兴是一个复杂且长期的系统工程，既要大力发展农业经济，也要推进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更要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应以普惠金融为基点，综合运用各种金融机制，补足农村金融短板。具体来看，可从四个层面展开：一是积极支持农村的土地确权，在此基础上，加快发展和进一步完善“公司+农户”的运作模式，尊重市场规则，推进土地使用权的抵押贷款，扩展农户和农业可运作的资产规模。二是协调各类金融机构的金融机制，加快推进“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进程，培育和选择符合条件的农业经济组织进入资本市场放债发股，使得农民在分享产业增值收益的基础上，获得资本市场金融运作的收益。三是提高商业性金融机构与政策性金融机构、地方财政、公益性机构等的合作水平，借助现代数字信息技术和支付系统，支持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提升农民可获得的金融服务内容、数量和质量，缩小城乡金融服务差距。四是适应绿色发展的新需求，综合运用各类金融机制和绿色金融产品加大金融支持生态建设、绿色发展的力度、广度和深度，为生态建设提供充足的中长期资金。

第五，加快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高以开放促改革的力度。依托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加大双向开放水平，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金融支持双向开放，应以多边规则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为基点，从三个层面展开。一是以加大资本账户开放为抓手，进一步拓宽境内外资本市场的互联互通，推进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金融领域，深化境内金融市场的全球化程度。二是以人民币国际化为抓手，加大人民币跨境使用力度，提高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中的比重。三是以“一带一路”建设为抓手，充分发挥亚投行、丝路基金的作用，按照多边规则的要求，探索多国联手投资运作新路径，创新国际金融合作机制，形成多元化投融资机制，逐步提高资本性资金在资金输出中的比重，提高中国配置全球经济资源的能力。

防范金融风险是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永恒主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始终强调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2018—2020年间将化解金融风险列为三大攻坚战的首位，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处置了经济金融运行中存在的严重风险。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指出，在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中要“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依法将各类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金融高质量发展必然要以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为最基本的底线。

在马科维茨资产组合理论的基础上，1964年威廉·夏普提出了系统性风险理论，认为在多种金融产品组合中不可对冲的风险属于系统性风险；系统性风险主要由宏观经济变化所引致，如政策风险、经济周期风险、汇率风险等。此后几十年，经济金融领域在理论、制度、流程和技术等方面发展形成了系统的从微观角度识别风险、评价风险、分散（或组合）风险和管理风险的机制，通过金融产品、资产定价和金融运作等将实体企业经营中的相关风险转移到了金融领域。同时，通过资金供给、金融交易、资产组合等机制将对应风险分散给了各类市场参与者，促进了资产、风险、收益之间的匹配。这些认识暗含着两个理论逻辑：一是微观主体（实体企业、金融机构等）可以充分化解经营运作中所出现的各种微观风险（一旦风险难以处置，破产就成为最终选项）；二是微观主体的金融风险不会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但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打破了这些认识，微观主体成为引发和推动此轮金融危机的主要力量。它告诉人们，在现代电子信息技术条件下，由市场主体引致的微观金融风险是有可能聚集和蔓延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一旦发生，不仅可能导致前期经济金融发展的成果受到重创，给经济社会生活带来灾难性影响，而且可能阻碍经济金融的进一步发展。

金融风险的成因相当复杂，但大多与债务相关联。资金可得性理论、金融加速器理论和金融脆弱性理论从各自角度解释了金融风险与债务（或信贷）的内在机制。对任何一个高负债的微观主体来说，一旦发生资产损失，将通过资产负债表的“负债-资产-负债”的联动机制影响债权人的资产质量。在经济上行时期，市场购销两旺，实体企业的货款回流、利润、资产等的财务表现良好，基本能够按期偿付债务本息，经济风险不易显示；在金融层面上，信贷本息大致能够如期收回，金融市场交投活跃、收益率上行，金融风险不易暴露。但在经济下行时期，市场购销萧条，实体企业的财务表现下滑，如期偿付债务本息的难度加大，融入资金的成本上升且难度提高，偿付到期本息的风险向金融机构转移。同时，信贷收缩，金融市场交投下滑、收益率降低，债务链的脆弱性凸显，系统性金融风险加速形成。中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转向了中高速增长，在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之下，经济增速还可能进一步走低，金融风险进入了易发、高发时段。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长期积累及新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亟待解决。一是经济的结构性体制性矛盾突出，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一些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和利益固化藩篱日益显现；二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推进高质量发展还有许多卡点瓶颈；三是科技创新能力还不强，还需要攻克不少难点；四是确保粮食、能源、产业链供应链可靠安全和防范金融风险还须解决许多重大问题；五是重点领域改革还有不少硬骨头要啃；六是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七是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托育、养老、住房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八是生态环境保护任务依然艰巨。

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中国金融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需要有效解决好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完善金融统计。防范金融风险，要实现金融监管对各类金融活动的全覆盖，就必须完善金融统计，使得金融监管“耳聪目明”，各种金融政策的选择有着充分可靠的依据。实现完善金融统计，有三个方面工作有待完善：一是建立金融总量指标体系。2022年年底，M2为2664320.84亿元，社会融资存量规模为344.21万亿元，其他存款性公司总资产3766293.96亿元。这些数据虽有总量色彩，但均非金融总量。缺乏金融总量指标体系，不仅意味着有一部分金融活动可能未纳入统计（监管） 视野，而且意味着各类彼此关联的金融活动所引致的风险状况有一部分可能未被察觉。2018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全面推进金融业综合统计工作的意见》，但从公开披露的信息看，效果并不明显。二是建立金融流程体系。每项金融活动均有着与制度规定、体制机制等相符合的逻辑流程，它们是防范风险的重要基础，也是金融监管“顺藤摸瓜”的重要抓手。一旦流程出错，该项金融运作的风险将明显加大。各项金融活动流程相互交织形成了金融活动网络体系，如果一些金融活动偏离流程规定，通过涟漪效应，就可能引致系统性金融风险。三是建立资金流量（金融交易）分析体系。1986年以后，中国就开始编制资金流量表并逐步予以完善，但资金流量表的公开披露缺乏及时性 （时常延期两年以上），金融监管部门难以通过资金的流量、流向和流速展开金融风险的研判预测，也难以依此研讨相关的经济金融活动，选择应对之策。

第二，防范债务增长风险。以银行信贷放款为主的间接金融机制必然引致经济金融运行中的债务规模增长，债务规模一旦突破了资本性资产可承受的范围，难以偿付到期本息的风险将陡增。金融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防范债务风险需要关注三个问题：一是加大处置不良贷款的力度。随着经济增长率下行，前期信贷进入了不良率易发高发阶段，尤其是2020—2022年间，为了抗击新冠疫情，以展期、无还本续贷等方式投放的6.53万亿元贷款，在经济步入常态运行后，延期还贷政策逐步退出，大量不良贷款将陆续显现。二是加快处置地方政府债务。2020年以来，为了抗击新冠疫情，稳增长、保就业、扩投资，地方政府显性债务快速增长，到2022年年底已达35.1万亿元。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地方政府给予足够的财政支持，在财政收支矛盾比较突出的条件下，如何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已日渐紧迫。三是稳住宏观杠杆率。以银行信贷资金为主支持经济发展，由于所有信贷资金均属债务性资金，必然导致宏观杠杆率的上行。2020—2022年间，中国的宏观杠杆率上升了26.6个百分点，年均增速达到10.8%，远高于GDP增速。宏观杠杆率的上升意味着由债务增加引致的风险正在加速累积。不难看出，防范化解风险依然任重道远。

第三，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资本无序扩张和垄断严重影响着市场经济的运行秩序，是引致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大隐患。2021年以来治理资本无序扩张、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深层长效机制还有待完善。一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经济制度，完善和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规范资本发展，充分发挥各类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二是要进一步完善资本制度，设置红绿灯机制，限制创设子公司、孙子公司的层级以限制资本扩张倍数，限制股权质押的效力以遏止同一股权反复质押套取银行信贷资金的行为，出台禁止同业竞争的法律规定以弱化垄断的形成机制。三是加强监管力度，防范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的发生。

第四，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控。随着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发展，资本账户开放力度扩大，跨境资本流动将进一步增加，国际市场的金融风险向境内传递的概率也将增加。一是深化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推进境内外人民币汇市的联通，加强运用汇率机制抵御海外价格波动和金融市场波动对境内市场冲击的能力。二是强化出入境大额资金审核力度，防范非法资金和问题资金假借各种名义流入流出。三是加大对国际收支表主要项目的跟踪监察力度，不仅应形成对贸易项、资本与金融项的重要资金流出入的监察机制，而且应对“误差与遗漏”项的长期巨额负数进行系统剖析并形成纠错机制。四是坚持多边主义原则，贯彻合作共赢理念，联合有意愿的国家和地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加快借贷资金输出向资本性资金输出的转变。

改革开放既是金融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也是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在推进发展新格局建设中，金融要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质量和效率，就必须从深度和广度上改革现有体制机制、调控方式和金融体系，调整金融资源配置格局，更加充分地发挥金融市场功能。面对数字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绿色经济等快速发展所形成的多元复合要素配置趋势，要有效化解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也必须对现行的金融运行机制、资金结构、组织体系和监管体制等进行改革。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金融制度、体制机制和金融结构的重大变革，与政策调控相比，具有长期性、深层性和系统性。深化金融改革需要把握好三个要点。

第一，确立尊重常识、尊重规律和尊重法律的改革理念。常识是人们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共识，具有很强的理念性和实践性。金融改革思路和举措一旦偏离了常识，就将面临难以有效实施的困难。经济规律是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金融改革举措一旦偏离了经济规律的要求，金融发展就将遇到挫折，事倍功半，甚至因受到客观机制惩罚而付出沉重的代价。法律是市场经济的活动规矩，金融改革中要破解妨碍高质量发展的难点和堵点，必须依法展开。一旦偏离了法治，不仅将大大降低相关举措的合法性、可行性和有效性，影响法治环境的建设，而且将受到法律的惩罚。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时常遇到一些需要凝聚共识、通盘谋划、审慎抉择之事，只有在敬畏常识、敬畏规律和敬畏法律的理念指引下，才可能舍繁就简，求得最大公约数，攻坚克难。

第二，厘清各层面的改革重心。金融改革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克服金融压抑、推进金融深化的过程。金融体系的改革涉及诸多方面，内容丰富繁杂，抓住重心展开改革，有利于施展破解主要矛盾的效应，推进其他矛盾迎刃而解。在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金融体系改革需要同时解决好五个相互关联的重大问题：一是建立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构建宏观审慎政策体系，货币政策调控机制从直接调控为主转变为间接调控为主，调控重心从“重需求管理”转向“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相协调”。二是加快形成有效的市场价格基准体系。进一步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国债收益率曲线，形成金融产品价格的市场基准。加快形成利率的市场化形成机制，构建完善的市场利率体系和有效的利率传导机制。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推进外汇市场的国际化。在这些改革推进的基础上，加快形成央行运用价格机制调控金融运行的新格局。三是加快金融脱媒进程，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积极推进商业银行的业务转型，明显降低生息业务在总业务量中的比重，提高综合经营比重。同时，切实降低实体企业的融资成本和提高城乡居民的金融财产收入水平，充分发挥金融促进财产分配和共同富裕的功能。四是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体制机制，加快从机构监管为主向功能监管为主的转变，建立金融监管的负面清单机制，形成统一协调的金融监管部门机制及中央与地方分层的监管体系。五是加大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的力度和广度，在继续扩大沪港通、深港通和债券通的基础上，有序推进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

第三，形成判断金融改革成效的标准体系。金融体系的改革是否深化，应以服务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为基本判断标准，具体包括：一是货币政策调控方式是否已向价格调控转变。二是金融机构为自己服务的比重是否已有效降低，在降低实体企业融资成本的同时是否提高了各类资金供给者的金融资产收入水平，是否有效形成了金融推进共同富裕的机制和普惠金融的机制。三是直接融资比重是否明显提高，多层次债券市场体系是否已经形成，股票发行注册制是否切实落实，以交易规则不同为划分标准的多层次股票市场体系是否建立。四是金融监管的体系机制是否转向了行为监管为主，是否实现了金融活动全覆盖，是否形成了市场化的风险处置体系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机制。五是加快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步伐是否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