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内容。我国产业门类齐全，制造业规模已位居全球首位，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高居世界第一。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一些产业运营效率低下、大而不强，各大产业之间发展不平衡、协同性差。一方面，我国产业基础较弱，科技创新能力不足，部分基础技术、基础工艺、关键材料、核心零部件、核心软件等质量可靠性和稳定性较差，存在“不好用、不能用、不愿用”的问题；另一方面，我国产业技术研发投入相对不足，基础技术积累不够，自主研发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和应对外部打压的需要。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数据，2019年美国、德国、日本、芬兰的人均研究与试验发展（Research and Development，R&D）投入分别为1710.7美元、1617.1美元、1315美元、1297.7美元，R&D投入强度分别为3.07%、3.18%、3.24%、2.79%，每千人研究人员数量分别约为9.8人、9.9人、9.8人、15人，而同期我国三项数据分别为302.7美元、2.23%、2.4人，R&D投入水平明显偏低。因此，加快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效率和韧性是加快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有助于促进各大产业融合发展，发挥我国产业门类齐全的优势。

其次，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是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的必然选择。近年来，我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持续提高，贸易大国的地位不断提升。2013年我国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2020年货物与服务贸易总额升至全球第一，2021年进出口额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升至28.8%，其中出口份额达到了15.6%的新高。但在全球产业链中，我国产业链“大而不强、宽而不深”，整体上还处于国际产业分工体系的中低端。2008年，在我国的出口产品结构中，消费品、中间品和资本品的占比分别为37%、25.8%和37.2%；到2021年，出口往中游积极迁移，三者的占比转变为23.9%、47.7%和28.4%，中间品出口占比大幅提升，资本品出口占比反而出现明显下降。因此，加快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效率和韧性有助于畅通国内大循环和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避免逆全球化和外部制裁的冲击。

最后，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是落实国家总体安全观的内在要求。维护国家安全要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方面全过程，而提升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是国家整体安全观的重要组成内容。在新的发展形势下，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测因素增多的时期，需要更加关注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的风险，以及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的风险。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保市场主体优先政策使得我国在疫情暴发后对美出口占美进口份额不降反升，有效缓解了逆全球化、美国经贸制裁的影响。但当前我国部分产业链供应链在关节环节仍存在“卡脖子”问题，一些国家正在对我国实施芯片和科技脱钩。居安思危，增强科技创新和产品研发能力，在半导体、软件、先进材料、关键装备、高端制造等方面加快补齐短板，才能真正做到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和安全高效，维护国家总体安全。

从主体上看，提升产业链供应链能力的核心是提升广大中小微企业的创新发展能力。目前，部分大型企业、平台企业已成为产业链供应链的“链主”，通过业务对接、技术赋能、金融服务等，与广大中小微企业结成了发展共同体。为全面增强企业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其在产业链供应链中的主体地位，下一步需要更加注重激发大型企业、平台企业的带动作用，深入实施“携手行动”，促进大中小型企业在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资金链、数据链、服务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同时，按照《“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的部署，鼓励和支持平台企业、数字技术服务企业利用“产业链接+技术服务”协同输出的模式，解决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中面临的成本、人才约束，利用数字化转型提升中小微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经营效率。

从链条层面上看，提升产业链供应链能力的核心是畅通链条上下游环节的供需对接，提升全链条的效率。通过有效组织和连接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实现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环节的高效衔接，引导上游企业更柔性地按需生产和精准定制，更加广泛、高效地实现产供销协同。“十四五”规划提出，要适应个性化、差异化、品质化的消费“三化”需求，积极实施“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的制造业“三品”行动。这意味着需要大力推进三大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个性定制、柔性制造等新业态新模式。一些平台企业遵从市场需求导向，已创新推出了智能化的C2M（Customer-to-Manufacturer）反向定制供应链，从消费者差异化需求出发驱动生产，大大提升了企业新品开发能力，也更好地满足了消费者多样化、定制化需求，最终带动全产业链供应链效率的提升。

从体系层面上看，提升产业链供应链能力的核心是促进不同产业链供应链融合发展，组链成网。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数字经济发展，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并要求“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这背后就是要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发展和产业数字化转型，深化不同产业链供应链之间的业务关联、链条延伸、技术渗透，以此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运转效率，释放供应链产业链发展的规模效应和范围效应。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一些兼具实体性、科技性和产业生态型的新型实体企业已成为众多产业链供应链的中心节点。下一步，应抓住新型实体企业这个牛鼻子，打造连接用户、企业等多方主体的产业链供应链生态，促进各个产业链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的广泛衔接和高效协同。

从国家层面上看，提升产业链供应链能力的核心是将国内产业链转移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结合起来，缓解产业链外迁压力。相对于其他国家，我国拥有产业门类齐全、超大国内市场的双重优势，同时东、中、西部的产业布局差异较大，各地在人才、物流、资金等方面的优势不同。推动国内不同区域间的产业链有序承接转移是应对产业链外迁、提升供应链韧性的有效方式。下一步，我国内部产业转移应与区域发展战略、19个城市群发展规划相结合，优化中西部地区的营商环境，加快建立现代流通体系，推动中西部地区加快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这既可以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在全国范围进行延链补链强链，也可以加快推进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通过产业发展加快缩小区域发展差异。

未来我国供应链金融发展空间巨大，在金融支持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方面，监管部门一方面应积极鼓励金融机构利用金融科技提高小微、科技金融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等新技术开展流程和业务创新，建立金融服务小微企业“敢贷、愿贷、能贷、会贷”长效机制；另一方面应积极鼓励发展供应链金融，以服务供应链产业链完整稳定为出发点和宗旨，构建核心企业与上下游企业一体化的金融供给体系和风险评估体系，提供系统性的金融解决方案，以快速响应产业链上企业的结算、融资、财务管理等综合需求，支持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循环和优化升级。

在传统模式下，供应链金融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在于金融机构高度依赖核心企业的信用水平和确权能力、信息共享和流转不够、与核心企业没有直接交易的中小企业贷款获得性低，且已发放的供应链金融贷款不良率相对较高。为破解这一难题，供应链金融科技应“跳出金融做金融”，通过科技赋能促进供应链金融与供应链的“双链联动”，即协同推进供应链和供应链金融的数字化转型，整合共享“双链”的商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在产品设计、产品营销、交易支付/贷款发放、售后（贷后）服务等各个环节实现人（客户）、货（产品和服务）、场（渠道）的相互转化，推动金融服务（供给）与产业发展（需求）的融合发展。供应链金融科技“双链联动”的发展思路已在科技公司与金融机构的合作中推进。未来，随着金融科技和相关政策的支持，以及政府数据开放共享的加快推进和征信数据流转服务的不断规范，我国供应链金融业务将进入放量增长阶段。

随着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据要素化和金融数字化的快速发展，金融科技将推动供应链与供应链金融“双链联动”，拥有越来越坚实的数据、科技、客户、场景基础可为推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大范围、更加高效的金融支持。在点维度，供应链金融科技基于“数据信用”“物的信用”，极大缓解了抵质押物不足和财务报表不规范对信用评估和风险防控的制约，扩大了中小微企业的融资可得性；在线维度，供应链金融科技有助于金融机构摆脱对产业链供应链核心企业的依赖，自主对链属上下游企业进行客户身份识别、贸易背景核查、产品交易确权以及抵质押物管理，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全链条的融资效率；在面维度，供应链金融科技可以通过平台化运作和产业生态打造，整合分属不同企业主体的商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利用企业分属不同产业链供应链的经营数据，加强不同产业链供应链金融服务的协同；在体维度，将区域金融发展与不同区域之间的产业链供应链对接，深入到区域发展的内核——产业，按照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的原则，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推进区域金融协调发展和产业链区域转移。■

 （实习编辑　张一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