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为强化疫情防控成效、改善供需匹配、提升资源配置和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数字经济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其发展有助于推动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设。

其一，数字经济是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的战略选择。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党的十九大提出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建设数字中国、智慧社会。“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共同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全面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2021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进行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会议强调，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发展扩大了市场边界、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将推动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内更加高效地配置，其内涵与“市场化改革”一脉相承，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加快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一是“从无到有”地创新商业模式，通过数字化智能化优化资源要素配置效率，让原本没有商业可行性的业务变得可行，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二是“从有到优”地改进供需匹配，通过数字化转型更加全面、及时地掌握供需变化，进而推动供需更好适配，畅通供应链产业链；三是“从1到N”地提升行业协同，通过有效整合各数字终端的供需数据，打破行业壁垒，更好发挥不同地区的比较优势，促进不同行业、不同区域之间的高效协同。

其二，数字经济是疫情时期经济发展的“稳定器”。2020年，数字科技在疫情监测、人员流向监控、病毒溯源、医疗物资调配等方面发挥出独特的作用，彰显出高效抗击疫情的“科技实力”。在疫情常态化防控时期，在国外疫情压力持续增加、我国经济受到一定影响的背景下，数字经济在加快复工复产、促进消费和就业、保障供应链稳定畅通等方面的作用正在全面体现，极大提升了中国经济的韧性。以在线办公、远程医疗、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新业态，通过“非接触式”服务的方式，有力地保障了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的顺利运转。也正是因为疫情的爆发，按下了我国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发展的“快进键”，生产、生活和治理模式加快数字化转型。

其三，数字经济将会占据经济发展的重要位置。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已呈现出“燎原之势”。从绝对规模看，根据中国信通院的测算，2005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仅为2.6万亿元，2020年增加到39.2万亿元，年平均增速为93.8%，远高于同期GDP年均增速；从相对规模看，2005年数字经济规模占GDP的比重仅为14.2%，2020年该比重增加到38.6%；从发展趋势看，目前全国已有28个地区制定了数字经济相关规划，明确了各自的发展目标，其中广东、江苏等13个地区的数字经济规模将迈进万亿“俱乐部”，北京、上海等地的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占GDP的比重将超过50%。

从国际比较看，未来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具有非常大的增量发展空间。据中国信通院的数据显示，2020年47个国家数字经济增加值约为32.6万亿美元，占GDP的43.7%，数字经济规模占GDP的近一半。数字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排在前10位的国家分别是英国、德国、美国、韩国、日本、爱尔兰、法国、新加坡、中国、芬兰，其中英国、德国、美国的占比超过60%，中国的占比是38.6%，排在第9位。这表明，相比发达国家的数字经济产值占比，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还有非常大的增长空间。综合来看，数字经济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系统重要性将越来越突出，数字经济对经济发展的全局性引领性作用日益显现。

一是数据要素拓展生产函数的要素投入。数据是以电子化形式存在、附带一定信息、可供数字技术处理并释放价值的符号素材。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数据作为新的关键性生产要素，应用于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各个环节。数据的应用、交易、流转，解决了数字经济发展的资源输入问题，扩展了生产函数的要素投入，同时也强化了资本、劳动等要素的产出效力。

从行业发展实践来看，在宏观上，数据正在打破各行业传统知识壁垒和经验壁垒，正在成为改进市场供需适配、畅通产供销循环的关键因素，更好服务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在微观上，数据正在成为企业优化生产工艺、提高管理精细化程度和改善企业经营绩效的重要抓手，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据要素的规模将会越来越大，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也将不断提升。

二是数字科技提升生产函数的技术水平。数据解决了数字经济发展的要素投入问题，数字技术是在信息技术革命基础上不断催生的新兴技术，解决的是数字经济发展的要素利用问题。从生产函数来看，数字科技的创新应用，改变了经济发展的技术前沿，提升了生产函数的综合技术水平，改进了数据以及其他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形成了持续广泛的促进影响，对创新发展形成了新的强大支撑。

从行业发展实践来看，新兴数字科技的研发应用，一方面改造传统的生产模式，提高投入产出效率，如数字科技与传统产业的加速融合，使产业组织模式由封闭化、流程化、标准化，向开放化、智能化、柔性化转变，推动传统产业组织模式和运行机制转型升级；另一方面新产品、新模式奔涌而出，甚至催生出了很多新产业，如消费品反向定制、互联网健康医疗、共享交通等。

三是数字平台重塑生产函数的要素配比。平台企业作为企业主体，同时作为中介具有连接双（多）边交易者、促进供需双方互动的市场属性，这种“二重性”让平台企业具有强大的资源配置能力，也改变了生产函数中劳动、资本、数据等要素的配比关系。一方面，互联网平台具有网络效应，符合连接用户越多、商品越多、交易就越多的“梅特卡夫定律”（Metcalfe's law）；另一方面，平台的网络效应呈现多边属性，服务供需方用户（双边或多边）相互依赖、从彼此获得价值或收入，创造了“供给创造需求、需求创造供给”的正向反馈和精准对接。

从行业发展实践来看，在数字平台赋能下，企业生产经营的要素投入和生产函数发生改变，劳动、资本等要素投入递减，数据对劳动、资本等要素的替代弹性提高。数字平台基于数据、数字科技和算法的综合应用，不仅便于千差万别的零散用户随时接入，而且能即时、高效、智能化匹配零散的、个性化的需求和供给，充分发挥平台的“聚合器”作用，提高经济发展的规模效应。特别是近年来，集“实体性”“科技性”“生态普惠性”和“网络外部性”等特征于一身的新型平台企业（也称“新型实体企业”）的作用更加突出，在对冲经济下行压力、广泛吸纳社会就业、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正在成为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数字经济发展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而其自身发展也是多方联动的系统工程：两大基础——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数据要素，两大主体——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两大保障——数字公共服务和数字经济治理。结合《“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十四五”国家信息化发展规划》的任务部署，“十四五”期间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乘势而上，筑牢竞争优势，需要从这六大领域协同发力。

一是基础设施方面增量建设和存量改造并重。在增量建设方面，推进云网协同和算网融合发展，加快构建算力、算法、数据、应用资源协同的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明确布局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建设数据中心集群，结合应用、产业等发展需求优化数据中心建设布局，关注数据中心建设中的能源节约和绿色低碳问题。在存量改造方面，推进能源、交通运输、水利、物流、环保等领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提升数字“新基建”对数字经济的拉动作用。

二是数据要素方面数据贡献与数据交易并重。在数据开放共享上，一方面推动实现政务数据跨层级、跨地域、跨部门的有序共享，促进政务数据开放共享，另一方面建立统一的国家级公共数据资源管理体系，统筹公共数据资源的开放利用。在数据交易上，培育发展数据交易平台，建立健全数据资产评估、登记结算、交易撮合、争议仲裁等市场运营体系，提升数据交易效率；支持培育数据服务商，支持社会化数据服务机构发展，鼓励市场力量挖掘商业数据价值，推动数据价值产品化、服务化，大力发展专业化、个性化数据服务，促进数据、技术、场景深度融合，依法依规开展公共资源数据、互联网数据、企业数据的采集、整理、聚合、分析等加工业务。

三是产业数字化从“企业-产业-园区”多层推进。在企业层面，大型企业是产业数字化转型发展的“排头兵”，通过开放互联网平台、行业龙头企业的数字化资源和能力，“以大带小”帮助传统企业和中小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是提升企业数字化水平的有效推进方式。在产业层面，农业、制造业、服务业是行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三驾马车”，通过在智慧农业和水利、工业、商务贸易、智慧物流、金融、能源等行业开展数字化转型试点，形成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的示范效应。在园区层面，依托企业和行业数字化积累的能力和经验，积极探索平台企业与产业园区联合运营模式，丰富技术、数据、平台、供应链等服务供给，提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资源共享水平，引导各类要素加快向园区集聚。

四是数字产业化数字技术创新和新业态培育并重。在数字技术创新方面，下一代移动通信技术、量子信息、神经芯片、类脑智能、脱氧核糖核酸（DNA）存储、第三代半导体等关键技术创新将成为政策支持重点，找准技术薄弱环节、集中力量进行攻关突破，通过技术改进的“试探创新”和新技术开发的“探索创新”，明确关键技术创新的路线图；加快5G、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软件信息等重点产业供应链体系建设，在数字重点产业领域形成“链式”创新能力。在新业态培育方面，加快发展互联网医院、智慧销售、无人配送、智能制造、反向定制、跨境电商等，引领新商业模式创新发展。

五是数字公共服务方面智慧城市建设和数字生活建设并重。在“互联网+政务服务”方面，推动文化教育、医疗健康、会展旅游、体育健身等领域公共服务资源数字化供给和网络化服务。强化数字技术在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服务等领域的应用，推进城市“一网统管”建设。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深化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推动城市数据整合共享和业务协同，提升城市综合管理服务能力，完善城市信息模型平台和运行管理服务平台，因地制宜构建数字孪生城市，鼓励加快城市智能设施向乡村延伸覆盖，完善农村地区信息化服务供给。在数字生活建设方面，培育一批新型消费示范城市和领先企业，打造数字产品服务展示交流和技能培训中心，培养全民数字消费意识和习惯。

六是数字经济治理方面着力构建数字经济安全和治理体系。在公平竞争监管方面，加强和改进反垄断执法，完善数字经济公平竞争监管制度，预防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在协同治理方面，探索建立与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相适应的治理方式，制定更加灵活有效的政策措施，创新协同治理模式。在数字经济安全方面，加强数字经济安全风险预警、防控机制和能力建设，进一步强化网络安全防护能力，提升数据安全保障水平，切实有效防范各类风险。

（本文作者系CFT50青年成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中国人民大学货币货币研究所研究员朱太辉，复旦大学国际供应链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龚谨；原文首刊于《金融博览》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