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邓海清，汪术勤

当地时间2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承认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的总统令，并签署俄罗斯与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俄罗斯《观点报》22日报道称，网上有消息称俄军已开始抵达顿巴斯地区。

近期俄乌紧张局势引发各界广泛关注，美国在东欧地区频频“挑事”。在当前全球大国博弈背景下，美国在乌克兰的“小动作”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矛头直指德法，意在削弱、肢解欧盟，阻止法、德、俄因能源联系（北溪二号）进一步联合，阻挠欧洲真正实现一体化。

俄乌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美国、英国、俄罗斯各有所得，最受伤的除了乌克兰，就是欧盟，尤其是德法。欧盟一体化危机进一步加剧，未来3—5年全球最大的灰犀牛不是中国或俄罗斯，而是欧盟的衰落或分裂。

一、美日贸易战，欧盟趁势崛起：广场协议后的日本“穷途末路”VS德国“涅槃重生”

1985年，美国联合西方主要经济大国，迫使日本签署著名的《广场协议》，日元汇率大幅升值，从1985年到1987年日元对美元升值超过50%，极大地削弱了日本出口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造成产业链向海外转移。

面对美日贸易战，日本政府的危机应对出现失误。日本政府选择了对外升值（日元升值）、对内贬值（货币宽松）。出口受到影响后，为了维持经济增速，日本政府通过货币放水和财政扩张进行刺激，但忽视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一根本性措施，结果治标不治本，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和股市，催生资产泡沫，并对技术创新投资形成抑制。叠加当时日本人口老龄化加速，经济活力下降，最终泡沫破灭，日本经济长期低迷。

但《广场协议》并非单独针对日本，在《广场协议》中，联邦德国作为贸易顺差国，也被同样要求货币对美元升值。日德两国货币在1985-1987年间经历了幅度接近的升值，但两国在资产价格及后续长期增长上表现却大为迥异。

德国能够顺利“软着陆”，一是因为德国央行在二战后一直旗帜鲜明地反对高通胀，对货币宽松的态度非常审慎，这种态度甚至一直影响到欧央行的货币政策目标。广场协议导致德国经济增速下降，德国央行下调存款利率稳增长，但同时提高了存款准备金率防止流动性的泛滥。

二是因为德国外贸出口对美国的依赖程度更低，对欧洲其他国家出口占比较高。同时欧共体于1972年达成了汇率联动机制，区域内各国货币间的波动幅度限定在2.25%以内，因此虽然德国马克兑美元汇率快速升值，但对其他主要出口对象的汇率比价依然保持相对稳定。

三是因为德国没有刺激房地产和资本市场，而是注重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提高制造业的竞争力和技术水平。日本在广场协议后的财政政策扩张偏重于大搞基建，而德国财政政策主要是对企业和个人大幅减税，通过财政补贴支持企业的研发投入，资助一些利润低、投资周期长、风险大的生产行业等等，保证了资本“脱虚向实”，德国实体经济竞争力并未受到损害。

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在美日贸易战冲击之下进入所谓“失去的20年”，经济陷入衰退和超低速增长；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欧盟的外部压力极大减轻，整个西欧一片欣欣向荣。在此背景下，欧洲趁势崛起，1993年欧盟成立，1999年欧元投入使用，欧洲一体化进程大步迈进。

二、欧元信任危机：货币大放水动摇欧央行“立行之本”，侵蚀欧元信用基础

（一）第一次欧元信任危机：北约轰炸南斯拉夫联盟

1999年欧元投入使用，外界一度认为欧元将取代美元成为21世纪的世界货币。但很快欧元就遭遇了第一次信任危机。美元霸权是建立在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霸权的基础之上的。1999年美国主导的北约轰炸南斯拉夫联盟，再次展示了美国的军事和政治霸权。大家发现欧元的信用基础并不牢固，欧盟实际上无法主导欧洲事务，引发欧元汇率贬值。

（二）第二次欧元信任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与欧央行“负利率+QE”大放水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经济遭受重创，暴露出金融市场“有毒资产”（房地产次级贷款及其衍生品）的重大缺陷，欧元再一次迎来“逆袭”的机遇。但2010年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突然爆发，并向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其他国家扩散，形成欧债危机，外界发现欧元区的“有毒资产”（欧元区中较弱的经济体的主权债务）危害并不比美国弱。

同时，为了避免危机传导，欧盟推出了一项总额7500亿欧元的救助机制，并通过欧央行购买这些国家的国债，欧盟和欧央行引以为傲的财政纪律和货币纪律遭受广泛质疑，欧元持续贬值，引发外界对欧元的第二次信任危机。

（三）第三次欧元信任危机：“滞胀”形势下欧央行进退两难

2020年新冠疫情后，欧美央行纷纷开启QE闸门，实行以货币政策超级宽松配合财政政策向居民发放现金的“财政赤字货币化”政策，这一政策带来货币滥发，通胀高企，严重侵蚀了货币的信用基础。为抑制高通胀，2022年美联储即将开启加息缩表进程，但欧央行面临的形势则更加复杂严峻：

美联储加息是建立在经济和就业数据大幅好转的基础之上的，但欧元区则面临着类似于“滞胀”的形势。

一方面，欧元区的核心通胀创出历史新高，能源价格飙涨。与美国能源可以实现自给不同的是，西欧能源严重依赖进口，因此高通胀对西欧国家的打击更大。且欧央行从货币政策目标上看更加倾向于抑制通胀，加息似乎刻不容缓。

另一方面，西欧国家疫情防控较为失败，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恢复缓慢，经济恢复程度远不及美国。

同时，欧元区不是美国这种统一的国家，国家间协调的成本和难度更高，尤其对于当前经济增长较疲弱、债务压力较大的成员国来说，更不愿意看到货币紧缩。

因此，当前欧央行面临两难选择：加息则可能导致经济和就业状况进一步恶化，债务违约风险上升，民怨沸腾，成员国离心力增强；继续宽松则可能导致高通胀长期化，并继续侵蚀欧元的信用基础。

欧元作为一种统一货币推出，其初衷是为了加强欧盟内部的团结，但从结果来看可能加剧欧盟的分裂。

三、欧盟战略自主雄心与美国战略的冲突：一个团结的欧盟不符合美国霸权利益

在当前大国博弈中，欧盟处境堪忧。一方面，欧元区经济总量增长缓慢，与中美差距加大。从2010年至2020年的10年间，中国实际GDP年平均增速为6.82%，美国为1.62%，欧元区仅为0.51%。在互联网、数字经济、航空航天、芯片等领域，欧洲进展也明显落后于中美。另一方面，美国为拯救其日益衰落的霸权，希望将欧盟肢解、绑上战车，并推动中欧脱钩，这意味着欧盟将损失中国市场，沦为净输家。

当前俄乌局势紧张，对欧盟形成双重冲击：一是持续的危机推升了能源价格，加剧了西欧通胀形势；二是危机再次彰显了欧盟的短板，即政治上和军事上受制于美国。

从美国的利益出发，局部冲突激化甚至交火对美国实则有利：（1）促使东欧国家由于不安全感而向美国靠拢，寻求美国军事政治庇护，欧盟无法实现战略自主，被迫加入美国阵营与中俄对抗，德法也将丧失对欧洲事务的话语权和自主权；

（2）进一步加剧西欧能源供应紧张局势，推升其通胀，打击欧洲经济；

（3）推动全球资本出于避险目的回流美国，推升美元指数，拯救美元霸权。

当前欧洲也在积极自救，比如出台芯片法案和数字税法案，争夺数字时代制高点；在俄乌之间积极斡旋，缓和紧张局势。但欧盟对美国科技霸权和政治霸权的挑战也更加坚定了美国进一步“肢解”不听话的欧盟的决心。美国科技霸权需要庞大的市场支撑，一旦失去了中国、独联体和东南亚市场，要想支撑美国科技企业的营收增长，必须保住欧洲市场。

遗憾的是，当前欧洲政坛上缺少具有广泛国际影响力的资深政治家，在民粹主义思潮影响下通过选举上台的年轻领导人缺乏足够的政治历练和政治资源，难以左右欧洲局势，紧急斡旋往往收效甚微。

2016年6月，英国全民公投决定“脱欧”，为欧盟其他成员国做出了一个坏的示范。脱欧之后，英国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增强，并向美国靠拢。2021年12月，英国央行率先打响美日欧央行新冠疫情以来加息的“第一枪”，将基准利率上调15个基点至0.25%；2022年2月份，英国央行再次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0.50%。

东欧局势紧张，欧元区和欧盟危机加剧，欧洲资本可能将英国伦敦作为避风港，从而利好英国金融业和地产业。如果未来英国央行在控制通胀和促进就业方面表现优于欧央行，可能进一步刺激其他欧盟国家考虑“脱欧”。

从历史上看，只有在美国霸权极其强大时，才会给予欧洲较大的战略自主空间；而当美国霸权衰落或面临较大外部威胁时，就会加强对欧洲的控制，使之成为美国争霸的“马前卒”：

二战结束后法国“戴高乐主义”宣扬欧洲战略自主，但美国需要借助西欧的力量与苏联进行冷战。最终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加强对西欧的控制，建立北约，构筑“铁幕”，西欧不得不登上美国的战车，“戴高乐主义”不了了之。

到了90年代，苏东剧变，日本陷入“失落的二十年”，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经济上进入“新经济”繁荣，海湾战争彰显军事霸权，战略上极度自信，才给予了欧盟崛起的机会，90年代是欧洲一体化快速推进的黄金时期。

进入21世纪后，美国再度加强对欧盟的控制，无论是布什政府推出的“新老欧洲”区别对待以打击不听话的德法（德法反对布什政府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还是近年来美国逼迫欧盟站队，以及对欧元的打压，都表明美国为维护霸权意在重新加强对欧洲的控制。

美欧在俄乌冲突中的不同表现折射出欧盟战略自主雄心与美国霸权战略的冲突：在美国霸权衰落的阶段，为更好地控制欧洲，必然要打压欧盟战略自主，阻止德法俄的联合，加大欧盟分裂，使欧盟唯美国马首是瞻。

昔日美日贸易战和美苏冷战的结果是日本衰落、苏东剧变，欧盟趁势崛起；当前中美博弈的结果很可能是欧盟衰落或解体，中国“一带一路”崛起。未来3—5年全球最大的灰犀牛不是中国或俄罗斯，而是欧盟衰落或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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