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4日下午，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与北京前沿金融监管科技研究院（FIRST）联合主办的“2021国际货币论坛平行论坛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保障金融安全（闭门研讨）”在北京成功举办。IMI学术委员、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瞿强教授出席论坛并参与圆桌研讨。他从两个维度对金融风险的成因进行探讨：一是政策的不确定性；二是“股”和“债”的合理比例问题。
今天的主题是金融风险，本次平行论坛的主题提示语也涉及很多方面，比如杠杆的、流动性的、资本的、影子银行、债务、房地产、互联网等等。我认为，大家对金融风险的表现和对策谈的多，却漏了很重要的一环“成因”。如果医生给别人开药方，但是不问病因，这是一个缺陷。经济学在讨论问题的时候，不把原因理清楚，对策、药方都还有点虚
对金融风险成因的两个维度说明
首先，是政策的不确定性。所谓金融风险，就是价值急剧的波动，本质上是金融背后的经济出了问题。经济问题不仅是总量问题，而是结构问题，也就是说经济本身会有波动。经济波动的原因很多，有技术性的冲击、偏好的变化、地缘政治等。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谈，政策的不确定性是不是也可以作为原因分析的一个角度。特别是在我们国家，虽然话题非常敏感，但是现在我们讨论提倡真问题，不是“伪命题”。政策的摇摆，特别是随意性带来的摇摆，在现实中经常能够感觉到。举几个例子。从银行角度来看，大量的不良资产的形成就会带来系统风险。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讨论不良资产的时候，也有人提出，那么大的不良，成因究竟是什么？报纸、新闻上能看到银行的营不善，有的人贪污腐败等等。我记得当时央行有个测算，认为大概有2/3左右的不良资产，实际上是政策失误导致的，领导随意拍脑袋决策导致的不良，是不良资产形成的主要原因，也是金融风险的主要原因。我们现在有没有这个问题？比如刚才王国刚讲的互联网金融的问题，随便把最近七八年来的文件翻开看看，政策的摇摆清清楚楚，从“推动发展”，到“谨慎发展”，到“治理整顿”，一年一年的变化。“大资管”行业的政策变化也类似，不再多说了。
前天晚上和一个中小企业家聊天，我说现在普惠金融，贷款很优惠，利率很便宜，有4%左右吗？他说3.7%。大家知道银行有几个“不低于”，普惠贷款有考核要求，必须要给你贷，有很多中介来找他。我说贷款干什么？普惠金融本意是很好，要解决公平的问题。但是，结果好不好？有可能造成不小的套利空间。银行有这么多的小微企业贷款的压力，当然要完成任务，即使知道这个钱用到别的地方去，只要不出格、手续全，企业、中介、银行都愿意配合，这是不是也属于政策上面不严肃带来的很多风险？。这些年我们看到有不少涉及面广，周期特别长的一些大项目，决策比较随意，三五年的评估研究还是需要的，如果大量的资金投下去、沉淀起来，没有回报，同样会带来风险。这些都是系统风险真正成因。所以，比起风险的表现和对策，我觉得“成因”这个角度还是值得思考的。再提一下与“成因”相关的问题，就是如果决策失误带来风险，有没有问责机制？当然说问责这个太奢侈了，也太敏感了。那么退一步，有没有一个评估反思机制？现在也没有看到，至少的公开的讨论中似乎看不到。其次，是“股”和“债”之间合理比例问题。杠杆实际上就是信用扩张。最近十几年各种风险显著增加，这个是事实大家是有共识的。问题是，高杠杆究竟怎么形成的？要追根溯源。在我看来这是一次大的政策失误导致的，就是“四万亿”。“四万亿”当然见仁见智了。有人说，四万亿要客观地看，不要秋后算账，我说我们没有秋后算账，我们再“春天”就认为肯定是有问题的。因为经济的正常运行是线性的，突然之间一个债务的高增长肯定会带来问题。我们思考一个问题，“股”和“债”之间什么关系？经济增长需要有资本，资本是一个既有的存量的财富，而债务是一个预期的财富，这两个之间一定是有一个比例关系的，大致对应的是经济的实际增长。如果在短期把这个比例打破了，经济增长跟不上，那么多债务偿还不了。如果大家都还不了债，将来一调整，这就是系统金融风险。我们现在面临的诸多风险，概括起来说，就是大家在过去高增长的背景下，习惯性地形成了高增长的预期，借了很多钱，结果到要还债的时候，发现经济增长下来了，没有挣到钱，有可能还不了债。
我概括一下，大家都在讨论风险，我觉得除了分析表象和对策以外，一定要从多个角度，特别是从中国的现实角度，从我们的决策体系当中来讨论一下风险的问题。另外，从理论上，将来还要更深入的研究“股”和“债”之间的一个合理的比例的问题。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