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全球石油消费突破了每天1亿桶，创了历史新高。供给方面，全球石油产量也一直在增加，两三年内，石油供给仍然充裕而略有剩余。

　　消费增加的驱动主要来自中国印度等亚洲发展中国家，而产量增加主要来自美国的非常规油气产量持续增长。正是2012年以来美国致密油产量快速增加，导致了2014年底的石油价格战和2016年产油联盟的限产行动。在全球石油消费持续增加和产油联盟限产的共同作用下，至2017年底石油价格已经回升到50美元-60美元/桶。

　　2018年，特朗普政府退出六国伊核协议，并实施对伊朗的新制裁，制裁的重要手段就是限制伊朗石油出口，特朗普扬言要让伊朗石油出口归零。为此特朗普还专门给沙特国王打电话，要求沙特提高石油产量以弥补被封杀的伊朗石油出口。石油价格因此在60美元-70美元/桶的平衡价格之上迅速又跃升了10美元/桶之多，在70美元-80美元/桶上下相持已有月余。

　　就全球石油消费、生产供给和石油库存等基本数据而言，我以为60美元-70美元/桶的石油价格是一个供方需方都可以接受的平衡价格。现时布伦特80美元/桶上方波动，很大程度上是地缘政治造成的石油溢价。

　　少不了的石油、绕不开的政治

　　1973年1979年两次石油危机，资源国对主要消费国的石油禁运，石油价格应声而起，先由3美元/桶上升至13美元/桶，随后更上升至36美元/桶。短短七年不到的时间里，石油价格暴升了十多倍，加上中东南美主要的石油资源国的石油资源国有化运动，激发了美国等消费大国的危机意识，同时也刺激了跨国石油公司的投资热情。海洋石油值此得以崛起，随着墨西哥湾北海石油的成功开发，全球石油供给迅速增加，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石油的富余产能悄悄地积累了高达消费总量的25％，至1986年供过于求使得石油价格一度跌到了10美元/桶以下。事后有人把这次大幅度油价下跌看作是前苏联解体的经济原因，称之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20世纪70年代出口国对西方主要消费国的石油禁运是导致石油价格飞涨的主要原因，“地缘政治风险”因素不容置疑。石油是人类进入工业文明后的主要能源，被称为“工业的血液”，至今石油仍然是世界第一能源品种。70年代之后，石油具有了明显的资源、政治和金融三重属性，半个世纪的石油市场风云变幻，无一不是这三个因素或单独或组合所导致的。特朗普政府再次祭起制裁伊朗的大旗导致国际石油价格再次应声而起，不过是为这出大戏增添了新的一幕。

　　石油价格又一次到达“临界”状态，国际能源署（IEA）和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两大机构于近期发表了对未来油价的预测。IEA首先调低了2018年和2019年的需求增量，IEA预测2018年和2019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量分别为130万桶/日和140万桶/日，比该组织先前的预测均减少了11万桶/日。IEA最关注的是未来是否有充足的供给：在委内瑞拉石油产量悬崖式下降的关头，美国特朗普政府还要出手封杀伊朗石油出口，要使280万桶/日的出口量为零。如果伊朗出口原油真的被全部封杀，这短缺的近300万桶原油由谁来填补？2015年2016年全球石油勘探投资总额腰斩，尽管2017年石油价格已经回到了50美元-60美元区间，除了美国，全球石油勘探投资仍然未见明显回升。过去两年来IEA一直在呼吁增加全球的石油勘探投资，否则因为行业的短视，未来将遭到石油价格高涨的报复。

　　鉴于全球经济放缓，能源转型不可逆转，OPEC最新的报告也调低了其对2018年2019年全球需求增量的预测，2018年需求增加154万桶/日，2019年再增加136万桶/日，比原来的预测分别减少了8万桶/日和5万桶/日。但OPEC秘书长最近在一次公开发言时说：“市场已经对未来可能的短缺做出了合适的应对”。在OPEC内部研讨2019年石油预测时认为，“库存增加趋势明显”，因此OPEC没有看到马上就增加石油产量的必要。

　　石油公司与油服公司的两重天

　　技术进步是能源转型的最大驱动力，技术进步是可叠加的和不可逆的，所以能源转型也是不可逆的。过去三年持续低油价，石油公司经营的最大压力是降成本求生存，这方面大部分跨国石油公司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雪佛龙、埃克森、壳牌、BP和道达尔都把资本和勘探投资削减了约50％，桶油生产消减了40％左右。严格执行投资纪律、坚持现金流健康、现金分红和股票回购的原则，调整资产组合、出售低效资产。

　　以雪佛龙公司为例：该公司坚守的纪律有：1.不低于7％的分红原则；2.保持长寿命、低递减、高竞争力的上游资产；3.高回报的下游和石油化工系统；4.用技术进步降低成本；5.优先考虑投资回报周期短的项目，2018年75％的项目投资将在24个月内形成现金流。

　　石油巨头强调如此短的项目投资回报周期我是第一次看到，它打破了石油项目必然是高投入长周期高风险高回报的惯性思维。这些行之有效的措施使雪佛龙公司成功应对了低油价的考验，赢得了股东和资本市场的信任，实现了比主要竞争对手更好的公司价值。

　　壳牌公司坚信高油价时代已经结束，世界已经进入快速变化的新能源时代，公司也必须做出改变。壳牌的战略部门认为，原油的全球需求可能会在十年内达到高峰，而且未来十年原油价格将会进入“跌跌不休”的通道。而在价格实惠的新型替代能源（太阳能、风能和储能电池）助推的同时，政府愈发严格的温室气体限排政策将加快能源转型速度。

　　在此判断下，壳牌正在收缩石油业务，开辟新业务。去年以来，壳牌大手笔并购英国天然气公司、收购欧洲最大充电桩经营公司、建设英国电动汽车充电场。跨国石油公司以前也尝试过“多元化”，但几乎没有成功的案例可言。壳牌的首席执行官也承认：“目前的挑战在于，我们无法看清未来会如何发展。”显然，这不是壳牌一家的问题，而是跨国石油巨头共同面临的挑战。一方面是能源转型的不确定性、石油价格的不确定性，一方面是公司规模巨大，项目投资巨大、投资回报周期漫长，石油巨头们普遍处于焦虑之中。

　　但石油公司毕竟可以通过大规模减少投资和压缩成本应对低油价风险，而油田服务巨头公司则很难大幅降低作业成本。资产刚性和人员成本刚性大大约束了油田服务公司行动的可能。21世纪第一个十年，石油价格快速上涨，油田服务公司的资产和人员都迅速扩张，以满足石油公司快速增加的投资需求。钻机和大型工作船投资建造需要时间，人员培训也需要时间，而在短短的十几年里，石油价格已经走过了三个起伏周期。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就要结束了，可再生能源迅猛发展，政府低碳约束强化，石油公司投资减半，而上一个十年后期投资的大型装备已经交付或已经建成，产能过剩、装备使用率减低、服务价格减半都叠加在了一起。

　　油田服务公司期待着石油价格进一步上涨，以提高资产的使用率，消化严重过剩的产能和增加收入降低公司的负债率。而石油公司则在执行更加严格的财务纪律，绝不会放松过去几年应对低油价卓有成效的低成本战略，这无疑会让油田服务公司雪上加霜，它们必须效法石油公司，开启低成本改革之路。

　　30年后的中国能源结构

　　气候变化、巴黎议定书、温室气体、2摄氏度控温也许是进入21世纪以来的热门词汇，也是越来越被广泛接受的社会理念。某种意义上我认同人类文明进步经历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正在进入生态文明的划分。尽管特朗普不顾大多数国家和美国社会主流的反对，贸然宣布美国退出巴黎议定书，在国内推行增加煤炭开采、开放阿拉斯加保护区石油勘探开采、停止继续执行汽车最低油耗要求等政策，但近两年来，美国的煤炭消费不增反降。有报道说，特朗普最近也不得不承认，“全球气候变暖不是胡说八道”。

　　过去几年，中国在环境保护、在能源转型和节能减排方面投入巨大，“蓝天保卫战”取得了重大的进步，就北京及周边而言，严重雾霾天气明显减少，良好天气的天数有所增加。能源消费、能源结构对环境和气候有直接影响已经被实践多次证明。没有谁能比我们这些亲历过“奥运蓝”、“APEC蓝”“阅兵蓝”的北京人更能感受到人类活动和能源转型对气候环境变化的影响。

　　自人类学会用火后，能源就成了人类永恒的需求。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一个显著的不同是能源的分散式的自给自足和大规模的集中供给。薪柴和其他生物质为主的能源符合农业文明的分散、就近和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而煤炭和石油的大规模、全球化和集中供给的生产方式制造了、全球化的能源巨头公司。石油公司是工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企业。自洛克菲勒创建标准石油公司以来，石油七姐妹一直是富可敌国的世界上最大的企业组织。在2018年财富500大的榜单上，前十名公司里有五家是石油公司，加上排名第二的中国国家电网公司，能源公司就占了六席。如果把排名第六和第七的丰田汽车、大众汽车加上，生产能源和生产最大能源消费品——汽车的公司就占了八席。排名第一的沃尔玛是一家零售企业，而排名第十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是巴菲特创建和领导的基金公司。

　　这十家公司占据财富500大榜单的前十名不是偶然现象。规模、效率、集中和垄断是工业文明难以逃脱的结果，也是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更加分裂的矛盾之源。人类社会从工业文明进入生态文明的驱动力何在？能源消费从高碳能源转向低碳和无碳能源是必然趋势，可再生能源则是能源转型的希望所在。人类需要保护赖以生存的地球，能源转型是人类社会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的重要驱动力。政府政策的引导、约束和能源企业的自主改革，是推动能源转型的两个车轮，缺一不可。

　　煤炭、石油和天然气都是化石能源，供应了全部现实能源消费的80％－85％。未来40年，地球还要增加20多亿人口，发展中国家的人均能源消费还会持续增加，至2050年全球能源的总需求还要增加50％左右。减少煤炭消费已有广泛共识，以气代煤以电代煤在实践上也广泛采用，减少煤炭消费下降已是全球不争的事实。2013年中国煤炭消费到顶是世界能源转型的重大利好。

　　三四十年前人们谈论石油峰值论时关注的是石油资源枯绝，而今天人们谈论石油峰值论时关注的是石油消费峰值何时到达。发达国家的石油消费已经在峰值期，欧洲石油消费已经下降数年，长期以来最大的石油消费国美国已经到达其石油消费峰值。非常规油气革命使得美国不仅可以实现半个世纪以来一直追求的“能源独立”，更有望从最大能源进口国转型为能源出口国。

　　回到中国，今天的中国不仅是最大的能源生产国，也是最大的石油天然气进口国。怎么判断未来30年中国的能源结构，我以为最大的可能可以用三句话来总结：跨越不了的煤炭时代，进入不了的油气时代，引领世界的可再生能源时代。具体而言，最好的结构将是“煤炭35％+油气35％+非化石30％”的结构。

　　相较国际同行，中国石油工业的改革将面对更加严峻的挑战。除了面对与国际同行相同的油田服务产能过剩、石油公司转型艰难的挑战外，还需要面对大量历史沉淀的挑战。非市场环境下建立起来的独一无二的、庞大完整的石油工业体系曾经功勋卓著，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后便步履维艰，经历了20年的改革包袱依然沉重，迈向高效率可持续的市场配置资源的道路依然漫长。究其关键，是能源资源（石油、天然气甚至煤炭）的商品属性至今仍有争论，因此能源公司的市场化属性还未能得到完全认同，彻底的市场化改革也就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