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新区“以新破局”

　　在习近平总书记“把每一寸土地都规划得清清楚楚再开工建设”的要求下，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如何围绕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协调发展示范区、开放发展先行区的四个核心定位，在探路城市发展新模式的同时，构建起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格局，为中国实现区域协同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仍然需要从规划设计到政策制定甚至体制机制的深度改革创新。

　　先有系统规划后有建设

　　“人口密度低、开发程度低，发展空间充裕，如同一张白纸，具备高起点高标准开发建设的基本条件”，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匡迪对雄安新区的评价，被认为是中央选择雄安的重要原因。

　　在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士林看来，雄安新区所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不高，与其所要承担的历史意义相比，开发程度相当低。“某种意义上来说，雄安将是我国同等地位城市或新城中，第一座属于先有系统规划后有建设，或者说是在高规格规划指导下建设的现代化城市”，刘士林表示。

　　“从零开始”的雄安新区规划与建设，自然有了试验城市发展新模式的余地。针对雄安规划，刘士林建议，确立“集中+分散”的基本思路，以规划防止城市“过度集聚”和“更大的大饼”，以政策先行防止新区走过往城市化、房地产化的老路。

　　关于雄安新区规划如何创新，从事规划行业多年的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总规划师林纪表示，与过去主要以人口、土地等要素出发，以产业发展为目标编制的新区规划不同，雄安新区规划自由度更大，考虑因素也更多，将“相当具有颠覆性”。

　　这其中，交通体系规划的重要性被多次强调。国务院副总理、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组长张高丽近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提到，雄安新区要“完善新区经济社会发展、交通体系、新型城镇化、土地利用等专项规划体系，在新区开展‘多规合一’。”

　　由此可见，雄安新区交通体系规划的位置被放在了城镇化和土地利用等规划之前。“优化交通服务网络和空间资源布局，才能使产业配置更加集约高效。”国家发改委城市中心综合交通规划院院长张国华说。

　　他认为，雄安新区建设承担着重新构造京津冀地区的产业格局的重要任务，需要承接北京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代表的非首都职能的疏解。这就要求构建好雄安新区和北京重大功能区、新区周边地区的高效基础设施网络。特别是需要建立契合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公共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发展需求的，以轨道交通为代表的客运集疏运体系。

　　日前，北京新机场和雄安新区的重要铁路快速通道京霸铁路开工建设。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已披露规划中，经过雄安新区的铁路共有5条，分别是京雄铁路、津雄铁路、固保铁路、京石铁路，原津保铁路则将开设支线至雄安站。

　　体制机制创新试验田

　　城市发展模式的创新以外，雄安新区还担负着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的任务。

　　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吴唯佳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四大定位基础上，未来雄安新区还将担负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示范区，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生态文明建设先行区、新型城镇化建设实践区，以及白洋淀生态保护推进器、国家科技发展的新硅谷等多项任务。

　　张国华表示，从国家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的经验来看，不能单纯的用工程思维看待复杂的城市问题，而应该是公共政策、管理制度、社会构建等多方面手段的共同作用。

　　目前看，正处在规划制定阶段的雄安新区建设，仍处在严格控制阶段。以房地产市场为例，今年4月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推进会议上，张高丽副总理以“七个严控”表明了高层的态度。

　　张高丽表示，要合理把握开发节奏，坚决严禁大规模开发房地产，严禁违规建设，严控周边规划，严控入区产业，严控周边人口，严控周边房价，严加防范炒地炒房投机行为，为新区规划建设创造良好环境。

　　对此，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前所长牛凤瑞认为，在雄安新区建设初期，如何处理好以房地产市场为代表的、市场与计划的关系问题，将会是体制机制创新的一大关键。

　　首先是人口问题，如何在农村人口比重大的当地，实现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改善农民群体对征地补偿的惯性思维和过高预期。其次是土地制度，如何通过对土地用途、性质，划定居住、投资、开发、建设的红线，协调城市化过程中必然发生的利益冲突。再次是房地产，包括产业地产、商业地产在内，如何建立适度、规范且符合新区发展要求的房地产行业。最后是财政问题，如何建立长期稳定的资金投入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新区建设。

　　而在行政管理体制上，“大部制”也被认为将会在雄安试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刘万玲此前撰文指出，雄安新区应当按照“大部门、宽职能、综合性”的原则，设置主要经济和管理部门。

　　河北雄安新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刘宝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未来的机构一定要和新区的定位相一致，(按照)小机关大服务、高效率的原则来组建新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