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日凌晨，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1比49通过了“减税与就业法案”。虽然法案的最终版本还需要进一步的协商，但大规模减税的推行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的大规模减税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全球的经济格局都可能由此发生变化，中国也将受到全方位的影响。

通过减税刺激经济增长以带动就业和提高收入的做法在美国并非首次，在列根时代就有“涓滴经济学”这样一个观点和尝试，即政府通过给企业减税扩大企业投资并获取更多利润，从而带动经济增长，使总财富增加，最终实现政府收支的再平衡，并使穷人受益。特朗普提出的减税方案也遵循了这一思路，其主要目的是振兴本国的实体经济，推动制造业投资，避免日益增长的贸易逆差，通过经济结构转型带来新的就业机会和经济的再增长。

而从减税方案的具体措施来看，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向。一是将美国企业的所得税从目前的35%降至15%，此举旨在为美国企业减负，将对美国制造业回归带来明显的政策支撑。二是将海外美国企业利润汇回美国的所得税从35%降至7%-14.5%区间，这将大大刺激美国海外企业将利润汇回美国。数据统计显示，截至2016年四季度，美国企业囤积在海外的利润高达2.4万亿美元，减税可直接将这些企业汇回利润的成本降低超过6000亿美元。三是大幅度提高个税扣除额，并把个税从七档减至四档，以刺激内需消费。

对于减税法案最终能否取得成果，也不乏质疑声，以民主党为代表的自由派就提出，减税法案最大的受益者是富人和大公司，对处于金字塔顶端的群体进行大幅度减税，可能会加大美国目前的贫富差距，加剧社会矛盾。同时，减税会进一步给政府的财政收入带来压力，让美国背负更大债务包袱，这对于目前债务总额已经高达20万亿美元以上的美国政府来说也绝非益事。自由派的担心不无道理，实际上如果减税后经济没有明显增长，那么不仅贫富差距会加大，债务危机也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的经济危机，但如果维持现状，也很难有机会出现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减税与否本身就是一场博弈。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很可能就是在衡量了风险与收益后，做出了一次政策上的赌博。

当然，特朗普的这场赌博最终会给美国带来什么结果并非眼下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中国需要面对更直接的挑战，会有什么变化，如何合理应对才是我们更需关心的问题。

从直接影响来看，应该主要有三点。第一点是刺激在华的美国资本回流和外资的撤离。减税之后，美国本土将拥有更低的税赋环境，美国企业海外利润回流成本也将大幅降低，加上更透明的政商关系和更友好的经营环境，在中国的美资有足够的动力撤离中国，对于不少苦于适应中国经营环境的外资而言，去华赴美也是不错的选择。而外资的撤离固然会给中国本土企业释放一定的发展空间，但缺少了外资带来的“鲶鱼效应”，行业如何实现迭代升级又将是一个新的问题。第二点是中国的金融市场将面临资本外流的压力。中国正在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一带一路发展战略，这都需要放松对资本的管制，在告别严格资本管制的大背景下，资本的逐利性将体现得更加明显。而减税计划的推行，将使得美国在消费增长和投资增长的支持下，带来更佳的经济表现，并成为资本市场的坚实支撑，资产价格的提升将会吸引大量的资本流入，中国很可能成为资本流出国。第三是给人民币带来贬值压力。特朗普税改的落地，大概率会令美国的实体经济进入一轮长期的稳定增长阶段，叠加美联储进入加息周期和持续的缩表动作，很有可能带来一波长期的美元强势表现，与之相对的，中国本身就会面临资本外流的压力，同时政策调控的空间在资本市场开放的大趋势下愈发受限，故而人民币有可能会面临一轮长期的贬值压力，

更重要的是，从更加深层次的影响来看，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是国家发展的核心内生动力，各国都在大力推进创新，争取成为未来环球经济发展的引领者，而如果在这个阶段，美国通过减税，一方面吸引本国的高端产业回流，另一方面刺激全球高新技术企业进驻，再加上技术、人才、资本等美国本就遥遥领先的优势资源，那么，美国将很有可能再度掀起科技创新的高潮，继续成为下一波工业革命的引领者。这已不仅是对中国现阶段存量经济发展带来影响，更将是对中国未来以技术创新带动的增量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

基于以上的几点考虑，在美国减税政策落地之后，中国所面临的发展环境其实已经十分严峻，正是因为短期和长期都面临着不确定性和新的发展的压力，才更加需要慎重以对，美国大规模减税对中国的影响并不像市场中的一些观点所说得那么轻描淡写。而具体到如何应对，也是一个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简单粗暴地跟着一起减税肯定是不可行的。

由于中美国情的完全不同，所以简单复制黏贴并不能解决问题。虽然中国一直在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中，但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严重依赖政府投资，这就决定了中国必须有一个强财政能力的中央政府，来代替社会资本进行相当规模的转移支付。同时，不同于美国经济由大量私营企业主导，中国的央企和国企在经济总量中占据70%~80%的份额，简单的降税并不能够显着提高国企和央企的经营效率，换来等质等量的经济增长。因此，在中国进行总体减税，空间不大，效用也不强。

而实际上，中国企业现行所得税25%，增值税17%，放在世界范围内，仅属于中等水平，并不算高的离谱，但为什么中国还曾被评为全球税负第二重的国家呢？李克强总理曾经说过：“有声音认为企业税负过高，其实仔细掰开来算细账，主要是企业的非税负担过重。企业成本高在哪儿，还不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太高？”总理一语中的，正是由于经营中各项费用支出、隐性成本太多，才导致企业实际负担远远超出名义税务负，这才是中国应对美国减税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因此，美国此轮的大规模减税，与其说是在倒逼中国跟进减税，不如说是在倒逼中国降低企业经营的综合成本。要达到这个目标，需要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持续提高政府服务水平，通过制度和流程的规范，消除政府部门对商业行为的不当干涉，减少企业隐性成本。与此同时，还要把一些已经出台和将要出台的减税措施真正推进和落实，优化中国的经商环境，提高对企业的吸引力，这才是标本兼治的应对之策。

此次美国减税政策出台后，有观点认为美国此举是将全球推入税改“军备竞赛”的不负责任的表现。但站在美国的角度，经济增长需不需要税改呢？答案是很可能需要。站在百姓的角度，美国民众支不支持减税呢？答案是大多数支持。站在企业的角度，各国企业欢不欢迎减税呢？答案是基本上欢迎。那么我们又是站在怎样的立场上指责美国减税不负责任呢？是因为减税“损害了”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但一个国家公共竞争力的优劣不应是互相比谁更烂，而应是在压力面前积极应对，寻求新的发展，谋求新的进步，这才是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应有的态度吧。

（来源：香港经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