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深化体制机制创新，发挥好科技金融主力军作用。现有的建立在资产抵押基础上的信贷制度，无法满足轻资产科技创新企业的融资需求，这就要求银行必须进行一系列的制度创新。在过去几年中，大型银行进行了科技金融方面的大胆探索，例如，建设银行创新性地开发“技术流”“星光STAR”等科技创新评价工具，提升科技企业融资可得性；推出“科企融资链”，在企业创立、技术研发、成果转化等各个阶段分别推出各类专属信贷产品，还构建了“股贷债保”联动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工商银行率先组建总行科技金融中心，创设“基新贷”“基投贷”“科股贷”三类特色融资场景，强化“股贷债保”联动机制，不断创新科技金融资源供给模式。中国银行持续完善推广“创新积分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专精特新”贷等科技金融专项产品，致力于构建科技金融生态圈。招商银行设立专业化科技支行，推出科技金融“六个专门”机制，在创新融资产品、对接资本市场、提供多元服务、打造科技金融生态等领域积极作为。浦发银行打造“科技金融全生命周期立体化产品矩阵”，创立“热带雨林”式全生命周期科创企业服务模式。为了快速迈入创新型国家前列，抢占科技创新的制高点，大型银行应根据我国科技创新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创新，继续丰富科技金融特色融资场景和产品，完善科技创新企业评价工具，在金融支持科技企业快速成长和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要着力优化科技信贷机制，完善科技金融指标体系和绩效考核机制，提供个性化、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更好满足科技企业“投早”“投小”需求，提升科技金融主动性和服务能力。

第二，大型银行应充分利用金融集团的优势，探索科技金融新模式。科技金融是一个跨部门、跨学科的系统工程，需要各类金融机构通力合作。大型银行需发挥集团业务多元化、综合化优势，大力促进集团内部银行、证券、保险、基金、信托、租赁等机构之间的联动，鼓励开展跨境联动，构筑银行、证券、融资担保等金融机构之间无缝衔接合作机制，形成科技金融新模式，将更多金融资源注入“投早、投小、投长期资本、投硬核科技”当中。要善于总结和推广国有银行参与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的经验，复制推广济南、上海、南京、杭州、合肥、嘉兴和北京中关村等地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的模式，因地制宜，探索科创金融服务“股权+债权+银行+园区”四方联动新路径、新模式，为科技型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全产业链条的综合化金融服务。

第三，用好“看得见的手”，为科技金融发展营造良好生态。北京、上海、深圳、苏州、杭州、合肥等城市的政府引导基金发展势头最为强劲、密集程度最高，引导社会资本和人才，对科技金融发展发挥了关键作用。要学习这些先进城市的经验，进一步发挥政府引导基金信号灯和指挥棒作用，设立更多的高新科技行业专项母基金，形成多层次基金集群，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投入科技创新产业、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优化企业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夯实科技金融健康发展的企业基础，以市场需求引导金融供给。加快形成推动科技金融政策实施的统计体系、监测体系、绩效评价体系和政绩考核体系，提高政策执行力。因地制宜制定风险补偿政策，设立科技金融风险补偿基金，健全科技贷款风险分担机制，让银行真正敢贷愿贷。健全信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健全第三方技术评估机制，帮助银行对科创企业进行独立化专业评估，提高中小科创企业的资金可获得性，构建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机制。

第一，构建运转良好的广义股权市场。科创企业从无到有，可以通过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Pro-IPO投资以及到不同板块上市这一套体系来成长壮大，也即通过不断稀释股权获得融资。美国的广义股权市场在全球范围内最具竞争力。我国的广义股权市场虽然也经历了快速发展，但目前面临四大挑战。一是在新增较大规模的VC、PE中，外国资本和民间资本占比快速萎缩，国有股权投资基金占主导。二是国有股权投资基金的激励机制存在一些扭曲。比如，地方国资委在考核地方国有股权投资基金时，要求后者在每一期都必须盈利，这和VC、PE投资的本质不相符。所以很多地方的国有股权投资基金不得不异化成招商引资的机构。又如，在前一段时间国内股市表现不太好，IPO规模被压缩，很多科创企业无法按时上市的时候，我们的国有股权投资基金通常会进行“强退”，也即在触发违约条款的情况下要求科创企业退还资金，这与其他VC与PE相比缺乏弹性。三是股权投资退出渠道不畅，受股市波动影响大。中国股市一旦显著下跌，监管当局就可能缩减IPO规模，甚至暂停IPO。目前国内VC、PE投资主要的退出渠道就是通过IPO，这种政策扰动对股权投资的发展造成了较大冲击。四是VC、PE投资同质化严重，缺乏特色。目前中国的VC、PE投资有一个很有趣的J曲线，也即很多处在发展早期的科创企业无人问津，而对于一些即将上市的企业，大家都拼命投。这种J曲线说明我们的VC、PE同质化严重，缺乏独门绝技。

第二，通过提高对企业债券违约的容忍度，来大力发展垃圾债市场。在欧美发达国家，科创企业融资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渠道——垃圾债市场。高成长企业会选择向市场发行高收益、高风险债券，在不稀释股权的前提下获得融资。中国垃圾债市场发展才刚刚处于起步阶段，问题的核心是监管当局和地方政府把企业发债违约看成是一件坏事，我们总觉得企业违约是风险。但对垃圾债市场来讲，如果没有足够的违约率，就无法对垃圾债定价，这个市场就发展不起来。未来有关各方应提高对企业债券违约的容忍度，促进垃圾债市场发展，为科创企业提供更多融资选择。

第三，商业银行应加强与优秀VC、PE基金的合作，做好投贷联动。商业银行近年来在探索投贷联动，但收效甚微，因为大多数投贷联动都是商业银行内部的信用部门和直投部门合作，而商业银行直投部门在做股权融资方面没有竞争优势。美国硅谷银行的投贷联动做得非常好，它和美国国内成名的VC、PE基金合作，VC、PE基金投资的客户天然成为硅谷银行的客户，硅谷银行给他们提供授信的时候，要给他们提供小额股权作为授信条件。最终，硅谷银行同时实现了贷款收益与股权投资收益。在这方面，中国商业银行为了做好投贷联动，需要和自己之外的、国内外做得非常好的VC、PE基金开展深度合作。

第四，发展并购市场，为股权投资者提供良好退出渠道。在美国，股权投资者除了IPO之外，还有一个很好的退出通道——并购市场。美国并购市场非常活跃，很多科创企业都是在并购过程中退出的。中国并购市场发展明显不足，需大力推动其发展，为股权投资者提供更多退出选择。

第五，共建科技金融生态圈，加强各部门和各主体间的科技创新合作。美国的科技金融有一个非常良好的生态圈：政府、大学、科研机构、投资机构、资本市场等各司其职，彼此联动。科技生态圈的灵魂是企业家精神，大家看到美国的国民英雄现在是黄仁勋、马斯克、贝索斯，此前是盖茨和乔布斯。科创企业家追求风险的精神在这个生态圈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这方面我们目前面临不足。比如，达沃斯论坛有一个高校社区科技合作联动指数，在这个指数2019年的排名中，我们仅排全球第30位，全球前10位既有像芬兰、挪威、以色列这样的小国，也有像美国、德国这样的大国，所以在各部门和各主体间的科技创新合作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之前的五点是我们应该向很多科技金融做得好的国家吸取的经验，但我们也有着独特的优势，剩下两点就是怎样发挥我们的独特优势。

第六，更好地发挥政策性银行在科技金融中的重要作用。政策性银行在中国过去的城市化和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未来政策性银行将在中国的科技金融发展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政策性银行的资金具有政府背景，天生期限长、成本低。未来，政策性银行应为构建大型国有或区域科技创新平台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第七，构建包括政府信用在内的科技担保体系。未来，我们应大力构建包括政府信用在内的科技担保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各类机构均可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