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9月，在黑龙江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深谋远虑地提出要“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2024年1月31日，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在新质生产力中创新起着主导作用，它以具有原创性、颠覆性的科技创新为核心，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加速科技创新成果在各产业和产业链上的应用（既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又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为基本路径，以催生新产业、新模式和新动能为主要效能，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起着关键性作用。

自第一次产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就突破了由自然禀赋决定生产要素和财富价值的自然局限性，成为先进生产力的决定性构成要素。马克思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在发展生产力中的重要作用。1848年，《共产党宣言》精辟地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强调了先进科技在推进先进生产力发展中的突出作用。从唯物史观出发，马克思强调先进生产力是社会制度变更的根本力量，社会主义的历史功能就在于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

在市场经济发展中，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平均利润率趋向下行，形成了资本追逐利润与利润率趋于下降的矛盾。如果不能有效破解这一矛盾，资本和企业追逐利润的动力将逐步减弱，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也将大大减缓，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面临着严重挑战。200多年来，市场经济通过四个机制破解了这一矛盾，持续推进着先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第一，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折算机制。复杂劳动是与先进科技相匹配的劳动，它在同一时间内创造的价值多倍于简单劳动。先进生产力程度越高，劳动在同一时间内创造的价值量越大。与此相比，那些落后科技（即落后于“社会正常生产条件”）的劳动在同一时间内创造的价值量只能处于“被折扣”境地。这一机理贯彻到国际市场中，拥有先进生产力的国家等量劳动所创造的价值量数倍于生产力较为落后的国家，由此，表现为这些产品有着较高的附加值和利润率。第二，新产品（或服务，下同）的供求机制。一种新产品在面世初期通常处于供不应求状态，为供给有限而需求较大引致的买方竞争所决定，销售价格较高。在生产成本不变的条件下，销售价格上行的部分形成了生产企业的超额利润。与此相比，哪些生产力较为落后的企业面临着两方面压力：一是由于产品供过于求，价格难以上行，在成本持续上升的条件下，利润率持续下降；二是随着与其竞争的新产品上市规模扩大，替代效应持续展开，老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呈现萎缩走势。第三，新产品的成本机制。受成本高难以打开市场的制约，新产品的研发从技术选择伊始就关注着生产成本降低；依托新质生产力所推进的产业组织、产业链供应链变革中的减少中间环节、减少差错率、提高流转效率等机制，销售成本较低，支持了新产品打开市场，进一步支持了新产品的利润增加。与此相比，依托落后生产力所生产的产品要降低生产成本比较困难，通过调整供应链来降低销售成本几无可能。第四，使用价值性能提高机制。新质生产力的高低直接表现为新产品的性能提高、客户使用的便捷程度提高等。使用价值是价值的载体，商品没有使用价值也就没有价值。同理，使用价值的效能高低直接影响着商品价值的高低。此类现象从市场机制角度揭示了，新质生产力在生产、市场和消费中的效能。它意味着，现代财富是以现代先进生产力所生产的产品计量的，落后生产力所生产的产品或者不属于现代财富范畴或者正在逐步退出现代财富的范畴。200多年来，高新技术持续发展，在更新中不断淘汰着落后技术及其产品，改变了财富的技术定义、功能、结构和耐久性。

新质生产力发展落脚于提质增效。改革开放45多年来，中国利用各种路径引进海外先进科技，发挥后发优势，建立起了与国情相适合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快速推进了新质生产力发展，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但同时也形成了原创性自主性研发先进科技（尤其是关键性核心技术）的体制机制短板，凸显了后发劣势面临的种种挑战和压力。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与2014年相比，2023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总资产增加了71.68万亿元，但总利润仅增加了8703.4亿元，新增资产利润率为1.21%；上市公司（包括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总资产增加了272.77万亿元，但净利润仅增加了31368亿元，新增资产利润率为1.15%。尽管2022年9月以后，商业银行的三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一降再降（经过4次降息，从3.4%降低到2.35%），但依然明显高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和上市公司的新增资产利润率。这是引致城乡居民存款和非金融企业存款定期化（例如，非金融企业新增存款中的定期存款占比，2022年达到100.93%，2023年达到114.51%，2024年前6个月存款余额减少了16687.99亿元，但定期存款却增加了17513亿元）的重要成因，也是引致A股市场上行难以得到基本面支持的重要成因，迄今徘徊于上证指数3000点左右。

全球正处于第四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快速推进过程中，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航天航空、高端装备等领域的创新性技术层出不穷，推进了产业链供应链的重塑再造，催生了一系列新兴产业、新兴商业模式和新型运作方式。为了保持在这场科技革命中的领先优势，美国等西方国家加大了高新技术研发的投入。2021年5月27日，美国国会通过2500亿美元的“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USICA）”，拟投巨资以推进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先进通信、量子计算、生物技术和新能源等关键技术领域的研究，同时，运用法律、关税、外交等机制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高新技术发展进行极限施压和制裁，试图使中国经济脱离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轨道，财富价值严重缩水。事实证明，高新技术（尤其是关键性核心技术）是求不来的、买不来的、要不来的，只能靠中国独立自主地艰辛研发，将它们及时地应用推广于产业发展，在提高生产力的科技含量中提升财富的价值量和利润率，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鉴此，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完善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战略性产业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引导新兴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高新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有其内在规律和运作机制。从创业投资看，具有创新性颠覆性的高新科技从提出到产业化大致需要经过种子、创业、成长和成熟四个阶段。每个阶段的特点不同，所需要的金融支持机制也不同。

种子阶段是指将人们头脑中的奇思妙想（Wonderful idea）转变为看得见的东西（模型、图纸或文字表述等）的过程。所谓0-1的突破，首先从种子开始。 

创业阶段是指对经研讨分析筛选出的种子进行试验、出样品和准备试产的过程。这一阶段涉及到的因素包括研发团队、耐心资本、管理人员等等。

成长阶段是指对样品进行批量生产、完善工艺流程、打开销售市场、研讨市场前景等过程。

成熟阶段是指新产品的各品种已大批量生产销售、市场格局已向供过于求转变且边际资产利润率从递增向递减转变的过程。

毋庸赘述，创新性颠覆性的高新科技从种子提出到产业化的关键因素有二：研发人才和资本投入（天使投资、创业投资等）。由于种子阶段、创业阶段的风险较高且时间难以确定，贯彻审慎原则的银行信贷资金通常不介入其中。

要有效推进创新性颠覆性的高新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必须充分贯彻市场机制，确认人力资本的价值。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是与物质资本、资金资本相对应的范畴。1906年，欧文·费雪在《资本的性质与收入》在经济理论分析中首次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1960年，西奥多·W·舒尔茨系统阐述了人力资本理论，探讨了人力资本形成方式与途径，对教育投资的收益率以及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做了定量研究。此后，贝克尔、明赛尔、丹尼森等从不同的角度对人力资本理论进行了充实。中国从1992年推行股份公司制度伊始就在实践中持续探讨人力资本的股本化，大致提出过三个方案：一是由资金股东协商后确认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的人力资本股份，人力资本股份占总股本的比重不超过25%，人力资本股份的股本金由公司经营利润予以填补。二是运用股权激励机制，在实现预期经营目标的条件下，按照事先签订的股价向公司高管和科技人员销售一部分股份，这些股份来源于大股东的让渡或公司从股市中回购。三是在股息分配中划出一定的比例向高管和科技人员分配，即所谓的“虚拟股权激励”制。这些方案的共同特点是，人力资本的价值大小由资金股东决定，人力资本的价值实现程度取决于资金股东预期目标的实现程度，人力资本的价值实际上成为资金股东利益的让渡。这既不利于确认人力资本价值的独立存在，也不利于协调资金股东与人力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因此，这些举措难以持久延续。

激励创业投资必须充分运用市场机制确认创业资本的价值。中国A股市场流行着一种看法，认为公司创始人（即原始股东）以1元/股投资于公司，当该公司发行新股是却以5元/股的价格售卖给投资者（即新股东），这是不公平的。从财务算账角度看，这种看法似乎是成立的，但它并不符合创业资本和创业利润的市场机理。创业资本和创业利润概念最初由鲁道夫·希法亭于1910年在《金融资本》一书中提出，1915年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予以了肯定。希法亭认为，引致创业利润的主要成因在于股权收益的资本化，即股票价格=股息收益/利率。他曾举例说，假定一个实体企业有100万马克的股权资本，每年可以获得13万马克的纯利润（即股本收益率为13%），如果优先股的股息率为7%，由此，按照收益资本化机理，该实体企业的100万马克股权资本的获益能力就相当于190万马克货币资本，由此，190万中超过100万马克实投资本的部份(即90万马克)就是该企业创业人的创业利润。创业利润的形成还可从更深层次予以研讨。假定某项新科技问世，有100家企业投入总资本1000亿元运用此科技开发新产品展开创业，经过两年的竞争，最后仅剩10家企业进入了成熟阶段，它们的股本总额为200亿元，由此，这200亿元的股本在市场认同中就将值1000亿元，因为全社会为此项科技的运用耗费了1000亿元在竞争中才达到该技术生产的产品供给达到满足需求的程度。这1000亿元与200亿元的差额通过股市机制成为创业者的创业利润。

中国的创业投资起步于1998年。20多年来几经磨难，依然矢志不渝。大部分创业投资倾向于“短平快”项目，锚定行业（或地区）的头部企业，期待投资后的持股公司3年以内发股上市，据此，既能破解资本固化的难题又能有一个满意的收益还能为后续资本的引入提供一个管理能力的实证。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创业投资中几乎没有投资于“种子阶段”的，投资于“创业阶段”的也寥若晨星，比较集中的投资对象是“成熟阶段”的公司。由于头部企业数量有限，众多创业投资公司蜂拥而上，时常引致入股价格过高（收益率甚至高达40倍以上），给后续运作带来种种困难；由于A股发股上市在核准制下时间有着较大的不确定性、相关政策条件也时常调整、A股发行受到二级市场交易状况的制约等等，因此，创业投资公司的运作难以如愿是一个常态现象。如果创业投资公司的总取向和运作方式不做实质性调整，那么，它们对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贡献度将难以提升。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要“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生产力”“鼓励和规范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作用，发展耐心资本”“统筹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力量、要素配置、人才队伍体系化、建制化、协同化”。锚定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金融改革的举措包括：

第一，完善金融体制机制。金融属于生产关系范畴，要“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必须加快形成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金融体制机制。中国的金融体系以间接金融为主体，它可以适应成熟阶段的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需求，但难以有效满足从种子阶段到成长阶段的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虽然通过提供中长期贷款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高新技术研发及其产业化的偿还贷款本息时间压力，但这些资金毕竟不是股权性资金，难以承担高新技术研发及其产业化中的各种风险，更不可能与企业形成命运共同体。2004年1月以来，国务院先后出台了三个国九条，试图加快推进资本市场发展，提高直接金融的比重，但在社会融资存量规模中股票融资占比不升反降。金融是以资产权益为基础为了获得资产权力的未来收益而进行的交易，它围绕“资产收益”而展开，并非以货币供应量所能充分概括和解释的。要建立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金融体制机制，必须跳出“货币”思维，从资产的“风险-收益”角度研讨金融（包括金融产品、金融市场、金融监管等等）特性，完善金融体制机制。

第二，加快发展天使基金。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中，天使投资通常由资金富裕的自然人提供，他们有着较高的风险偏好。中国要加快种子开发和创业投资的发展，就必须加快天使基金的发展进程，不仅要加大对自然人出资的开放力度，而且要建立投资者可信任的体制机制。对国有资本而言，要成为“耐心资本”，需要处理好三个关系：一是保值增值。如果每笔国有投资都要保证资产的保值增值，不承担投资损失的风险，则国有资本难以进入天使投资领域。鉴此，国有资本应从总量角度争取保值增值，对单笔投资则应从具体情况权衡分析。二是长期运作。新质生产力从0-1需要的时间并无确定性可言，如果每项投资及其运作进度都要按照事先预定的计划进行考核，则无异于贯彻急功近利的思路，由此，天使投资的效能难以实现。三是社会效益。在西方国家的天使投资中不缺带公益性色彩的项目。如果每笔天使投资都仅仅围绕经济收益而展开，那么，有相当多眼下难以直接预测有收益的项目就将排除在投资眼界之外。另一方面，天使投资在开发种子中有其特殊性，很难从自然人手中获得税务发票，也很难严格按照投资项目筛选-决策的流程展开，因此，需要在这些方面采取新的制度规范。

第三，试行无面值股票。无面值股票相对于面值股票而言。中国迄今实行的均是面值股票。面值股票的长处是容易直接计算资金投资者投入股份公司的股本总额，易于与资产负债表对接（包括可以直观地计算每股税后利润等），它的短处是忽视了人力资本在创造新质生产力中的突出贡献及其价值。与此不同，无面值股票为支持人力资本价值的股权化提供了可行路径。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如果实行的面值股票制度，比尔·盖茨难以有足够的资金投资于微软，就不可能持有微软的高额股份，由此，微软从创始到Windors独霸天下也就难以如愿。实行无面值股票，可以在公司注册资本不变的条件下，使得比尔·盖茨等人增加人力资本的股份来实现人力资本价值，激励研发团队的研发积极性。

第四，构建多层次股票市场体系。多层次股票市场体系是为满足不同类型的股份公司融资需求、投资者投资需求和经纪人服务需求等在股市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要破解天使投资、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的“募、投、管、退”难题必须建立多层次股票市场体系，给市场的各方参与者以充分的选择权。股票市场的“多层次”依交易机制（上市规则、交易规则和退市规则等）的差别而划分。中国的沪深京股市均属A股机制，虽划分了若干板块，但实则属于一个层级的市场，为此，实行不同的交易机制，展开服务质量竞争，就成为各交易场所深化改革、提高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力度的重心。

第五，强化资本市场的监管。依法监管是金融监管的基本准则，但在行政机制强势贯彻的条件下，如何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住”不是一句“依法监管”所能实现的。要有效支持天使投资、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充分发挥资本市场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功能，必须弱化“法无允许不可为”的法治理念，实行“法无禁止即可为”的法治理念；实行资本市场负面清单制度，在负面清单之内做到“管得住”，在负面清单之外做到“放的活”；同时，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将各种可能引致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行为列入负面清单之内，并密切追踪市场动态，修改完善负面清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