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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重构定价规则与货币体系、完善多层次大宗商品市场体系，助力我国争取大宗商品定价权
重构定价规则与货币体系争取大宗商品定价权
我们一直强调要争夺大宗商品定价权，然而如何界定我国主导的大宗商品定价权？以人民币作为大宗商品定价货币就是我国主导的大宗商品定价权，价格高低不重要，“价格可承受，资源可控制”就是争夺大宗商品定价权的目的所在。而“一带一路”战略将通过输出基础设施建设、控制沿线资源和建立以中国为主导的贸易规则，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方式重构定价规则和货币体系，进而推动以人民币作为大宗商品的定价货币，争取大宗商品定价权。
一箭三雕重构定价规则，提升大宗商品定价能力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可谓是一箭三雕：产业转移、掌控沿线资源以及形成中国主导的贸易规则，而这三大目的将从不同的路径全面提升我国大宗商品的定价权。
1.产业大挪移，影响定价规则
伴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及反腐倡廉、八项规定的逐步深入，新世纪以来的大规模造城运动基本结束，与之配套的相关产业全面过剩，产能过剩已经从钢铁、煤炭、汽车、造船、玻璃、电解铝等行业扩展到许多所谓的新兴产业，国内已难觅非产能过剩行业。从整体来看，我国全部产业产能利用率不超过65%，远低于世界通用标准85%，消化过剩产能已迫在眉睫。而我国传统出口相对单一，以欧美日为主，但这些国家市场开拓已较为充分，增量空间相对有限。
依靠“一带一路”战略，通过通道、渠道建设实现“路通”，进行过剩产能输出将是我国消化产能过剩、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有效抓手。过剩产能输出的背后是产业转移。未来几年，我国会将已经失去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和部分资本密集型产业，依次转移到“一带一路”周边及沿线国家，从而构筑起以我国为主导的新的“雁阵模式”，实现区域国家的经济互补，建立和健全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促进泛亚和亚欧经济一体化，打造命运共同体。而作为“雁首”的中国有望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主导的贸易关系，并整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大宗商品的需求，将单一的中国需求变为以中国主导的区域性需求。
此外，大宗商品进入熊市后，市场进入买方市场，资源型国家和企业掌握的话语权受到削弱，供需双方谈判力量的颠倒，中国作为需求端的主要力量，其议价谈判力将显著提升。借此，中国完全可以影响大宗商品的定价规则，进而提高我国大宗商品定价权。
2.利用沿线资源，提升大宗商品定价权
“一带一路”涉及65个国家，这些国家大多是新兴发展中国家，典型特征是自然资源丰富而基础设施落后。中国则恰恰相反，原油、铁矿石等资源性大宗商品外贸依存度相当高，而许多基建行业却处于过剩状态。如此，中国与沿线国家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此外，这些国家几乎均是非美势力范围。如此，中国成功避开美国，利用现有的双边、小多边、多边等机制，搭建一个以中国为核心的、灵活开放的战略伙伴关系网络。通过与沿线国家平等互利的自由贸易、控制交通运输、参股大宗商品生产、提供金融服务等方式，降低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宗商品贸易的交易成本，并与沿线国家联合起来发出亚洲声音，提升相关大宗商品的定价权。
以原油为例，页岩油的成功开发标志着美国能源独立战略的成功，美国迅速从最大的能源进口国变为能源自给国，在未来甚至成为原油的净出口国。中东地区的战略地位随之降低，美国得以重返亚太，以遏制经济实力迅速增长的中国。在此背景下，中东需求替代美国的原油进口国，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而中国则需要保证中东原油稳定持续供应，打破美国对我国海上运输通道的钳制。中东地区作为最大的原油输出地与作为原油净进口国的中国以及中亚、俄罗斯联手，推动原油贸易以人民币计价，使上海国际能源中心推出的原油期货成为继伦敦洲际交易所的北海布伦特原油、美国纽约商业交易所的WTI原油和迪拜商品交易所的阿曼原油期货之后的又一定价基准期货合约，进而提升中国对原油的定价权。
3.主导区域贸易规则，影响大宗商品定价权
长期以来，我们对外开放一直强调与国际接轨，所谓的“轨”就是国际惯例，就是通过马歇尔计划具体实施的、由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的国际货币体系，利用三大经济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关贸总协定(现WTO)推进的。目前，“亚投行”将会借鉴多边开发银行通行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形成更符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融资规则，而“一带一路”战略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先导，逐步向多边贸易扩散，进而形成由亚洲人主导的区域性贸易规则。由于“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均由中国发起建立，并且中国占据了“一带一路”国家30%的人口、50%的GDP，在“亚投行”中的话语权最重，这个区域性的贸易规则必然是由中国主导的。
此外，网络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通过网络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借助互联网开辟出“信息丝绸之路”。在现有的全球贸易规则的条例无法满足小企业迅速成长需要时，互联网将会打破传统的贸易壁垒，促进“民主、平等、开放”的贸易新秩序的建立。互联网依托于智能终端、大数据、云计算、宽带网络与产业相融合，一改过去工业经济时代标准化、规模化的生产模式，更加注重用户体验，追求量身定做，颠覆原有的传统模式，实现制造业向智能化转变，推动各行业实现“4.0革命”。借助互联网的颠覆与重构，我国不仅可以实现弯道超车，同样可以在“一带一路”区域内主导形成新的贸易规则，并通过区域贸易规则的实行影响我国大宗商品的定价权。
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全面提升大宗商品定价权
目前，全球大宗商品定价权几乎都由美国掌控，美国之所以能够掌控大宗商品定价权是因为美国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使美元成为国际的主要结算、计价货币，进而成为大宗商品的定价货币，而我国要获得大宗商品定价权，应借鉴布雷顿森林体系，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全面提升大宗商品定价权。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二战结束后建立的战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结构，该体系由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行前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1948年成立的关贸总协定(WTO前身)三大支柱构成。布雷顿森林体系通过“双挂钩”建立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并通过马歇尔计划付诸实施。马歇尔计划负责输出基础设施，而世界银行和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投融资服务，并贯彻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规则的实施，这样确保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并使美元全面介入欧洲贸易结算的各个环节，美元霸权由此确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美元与黄金脱钩，转而借助其世界货币的惯性，与最重要的大宗商品——石油挂钩，成为大宗商品的计价、结算货币，进而获得大宗商品定价权，维持其美元霸权地位。
1.扩大人民币使用范围，增强人民币计价功能
我国目前进行的“一带一路”以及发起成立的“亚投行”将会推进我国人民币的国际化，提升人民币对大宗商品的标价力，进而提高我国大宗商品的定价权，但是“一带一路”与“亚投行”的背后是平等合作关系而非援助关系。因此，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时候，需要循序渐进，遵循“先结算再储备后计价，先周边后区域再全球”的路径。“一带一路”以及“亚投行”将会助力人民币由结算货币向计价货币转变，由周边向区域扩散，并推进我国资本项目基本可兑换，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
一方面，通过“扩大沿线国家双边本币互换、结算的范围和规模”。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将在“一带一路”区域沿线国家得到极大的推广，而随着人民币结算规模的不断扩大，人民币将会逐渐成为区域性的计价货币，乃至成为亚洲的“锚货币”。
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提出要“降低非关税壁垒，共同提高技术性贸易措施透明度，提高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并“建立健全服务贸易促进体系，巩固和扩大传统贸易，大力发展现代服务贸易”。由于中国在“一带一路”和“亚投行”中占有主导地位，加之人民币的币值坚挺，在推进与沿线国家贸易合作时，人民币将成为主要的贸易结算、计价货币之一，人民币的使用范围将由周边逐步向区域扩散，进而形成人民币的“弱货币区”。
2.倒逼汇率自由化、利率市场化，助推人民币国际化
汇率自由化和利率市场化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和前提，若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人民币的价格无法由市场决定，那么所谓的人民币国际化终究是镜中花、水中月。目前，随着汇率自由化、利率市场化的不断推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显著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化不断提速，人民币的标价力也随之提升。
由于人民币即将实现“有管理的自由兑换”，汇率自由化获得突破性进展。与此同时，随着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由基准利率的1.3倍调整为1.5倍，利率市场化进程步伐同样加快。此外，人民币已经成为全球第五大支付结算货币、第九大外汇交易货币、第七大储备货币以及第二大贸易投资货币，并且加入SDR货币篮子的临门一脚——资本项目开放。因此，人民币的国际化已然具备必要的前提条件，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将会倒逼汇率自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进而助力人民币国际化，提升我国大宗商品定价权。
一方面，“一带一路”战略以设施联通为先导，重点为交通基础设施、能源基础设施和通信基础设施这三类前期投入大、回报周期长的产业。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遍存在投资的期限错配现象(短期资本多，而长期产业资本缺口大)，故此资金融通将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支撑。
在中国以人民币为标的的投融资工具，尤其是人民币债券的需求将成几何倍数增长，而人民币债券发行需要公允的基准收益率曲线作为参考。公允的基准收益率曲线应该是市场交易的结果，而非人为编制。因此，以人民币作为“一带一路”投融资的主要货币，利率市场化势在必行，而利率市场化进程加快同样会助力人民币输出，提升人民币的定价力。
另一方面，“一带一路”的重点内容是贸易畅通，推进区域内贸易自由化。欧洲主要国家通过区域内贸易自由化造就了世界第二大货币——欧元，而“一带一路”虽不能形成一体化货币，但由于“一带一路”战略中主要的资金提供方、主要的贸易伙伴均为中国，这将会极大提升人民币及其衍生品的需求，并对人民币的流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进而加速我国资本项目开放，加速人民币国际化。
“一带一路”以及“亚投行”的实施将会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速度，人民币超越日元、英镑成为世界第三大支付结算货币只是时间问题，人民币将成为美元、欧元之外的另一支货币力量，重构后布雷顿森林时代的新的国际货币体系，进而助力我国争取大宗商品定价权。
完善多层次大宗商品市场体系夺取大宗商品定价权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以及“亚投行”的成立为大宗商品定价权的争夺创造了良好条件，然而国际市场多以权威的期货价格作为定价基准，我们要掌握大宗商品定价权，还需完善多层次大宗商品市场体系，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期货市场和公允的期货价格。
期货市场适时谋变，创新步伐亟待加快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丰富的油气矿产和农产品资源，而这些资源又是我国外贸依存度较大的战略资源。在贸易过程中，交易双方必然需要大量的风险管理工具，而这将给我国期货市场发展带来千载难逢的机遇。如果期货市场设计出更符合沿线资源特点或交易机制更为便利的期货合约，将会引来众多国际投资者，提升期货市场的影响力，助力我国夺取大宗商品定价权。因此，期货市场应加快创新步伐，既要创新品种完善期货品种体系，又要创新机制实现期货市场双向开放。
双向拓展完善期货品种体系，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特”，提高期货合约竞争力。第一，横向创新推出新型期货、期权合约尤其是金融期货、期权，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增强人民币的投资功能，扩大其使用范围，进而提高大宗商品定价力。一方面要完善国债期货品种体系，将国债期货做活做大，为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行的人民币债券提供更为公允的定价基准以及风险管理工具，扩大人民币的使用范围；另一方面要尽快推出直接汇率期货合约，对冲沿线国家与中国进行贸易、投融资的汇率风险，并倒逼人民币的自由兑换，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第二，纵向挖潜已有的期货合约，通过交易机制创新，将合约做特做强。一方面要参照LME经验，在沿线国家设立交割库，降低现货交易商的交割成本，提高期货合约的竞争力；另一方面要探索多币种结算，由于目前人民币尚不能完全地自由兑换，因此，通过多币种结算方式可以有效降低国际投资者汇率风险，提高期货合约的吸引力。
双向开放完善投资者结构。第一，期货公司和投资者走出去。有条件的期货公司走出去，学习多元管理经营模式、获取境外资源、吸纳高端人才；国内投资者能够参与境外市场，利用全球衍生品市场进行资产配置，丰富投资渠道。第二，引进国外投资者和期货品种。引入境外机构投资者参与国内期货交易，丰富国内投资者结构，有效改变我国期货市场“机构少、散户占主导”的局面，提高期货价格的公允性；借鉴境外市场成熟期货品种建设经验，注重实现期货产品内外对接，增强期货价格内外联动性。
整合中远期市场，场内场外对接联通
中远期市场介于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之间，是联系现货与期货的桥梁和纽带，是现货市场的升级版，期货市场的有效补充，是现代大宗商品市场金字塔体系中不可缺少的塔身部分。但是，我国的大宗商品中远期市场由于地方利益诉求、交易所的财富效应等原因，野蛮生长、无序发展，无法形成有效的竞争力，更无法为现货和期货提供服务。
因此，通过“关停并转”整合中远期市场，使中远期市场有序回归现货，做到立足现货、提升现货、服务现货、回归现货，使中远期市场与现货市场紧密连接。如此，中远期市场通过电子交易的方式，集商流、物流、人流、信息流、资金流、技术流服务于一体，做到“线上交易，线下贸易；线上商流，线下物流”，弱化现货市场信息不对称，使得交易价格能够真实反映大宗商品现货的供需状况。这样现货价格、中远期市场价格以及期货价格这三个具有代表性的价格相互影响、相互依存，促使期货市场的价格更加真实地反映大宗商品市场的供需状况，增强价格的公允性，进而提升我国大宗商品的定价力。
此外，中远期市场作为场外市场，可以弥补场内市场品种单一的缺陷，创新出丰富多彩的产品以及多样化服务，满足现货企业多样化、个性化需求。场内市场与场外市场对接联通，研发出多样化的衍生产品，可以吸引国际投资者参与我国大宗商品衍生品市场。国际投资者在参与交易我国个性化的衍生产品时会影响期货市场价格，使期货市场价格更为权威、公允，进而提高我国大宗商品市场的影响力，助力我国夺取大宗商品定价权。
各类机构协同创新，争夺大宗商品定价权
我国要获取大宗商品定价权，需要形成能够先一步反映市场信息变动、交易价格具有公允性的期货合约，而形成这种期货合约需要在期货的交易交割制度、投融资服务、信息服务、数据服务，乃至由期货合约形成的衍生品上进行综合创新。这种综合创新所涉及的面之广、信息之繁杂、领域之众多已经不适合单一机构完成，而是需要众多机构进行协同创新。
在协同创新时，要以投资者尤其是现货企业的需求为导向，由期货交易所和期货公司对合约的标的、合约的大小、交易时间、交割的方式、交割地点等交易交割制度进行创新，使期货合约的交易交割机制要比其他国家同类期货合约更适合投资者交易；仓储物流企业在数字化仓储、物流等方面进行创新，降低仓储物流成本；信息服务公司要在如何为投资者提供准确权威的信息上创新，进而使信息能够快速传导到市场；各类金融机构在为期货及衍生品市场提供金融服务方面不断谋求创新，在互联网金融、供应链金融等领域走出新路；场外市场要在个性化产品上进行创新，满足现货企业多样化的需求等。
各类机构进行协同创新，优化期货及衍生品交易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交易，使期货及衍生品市场的价格更为权威和公允，进而助力我国争夺大宗商品定价权。
借“互联网+”行动计划，打造大宗商品市场升级版
“互联网+”行动计划是以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现代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等的融合创新。而“互联网+大宗商品”行动计划将会改变大宗商品市场的商业模式和游戏规则，导致行业重新洗牌，打造大宗商品市场的升级版，同时有助于我国大宗商品定价权的提高。
一方面，期货市场和现货电子化交易平台，其信息公开、透明，竞争充分，在运用大数据之后，其量化对冲策略将极为丰富，无风险套利趋于简单，交易形成的价格将会进一步向合理价格收敛，价格将更为公允。期货和现货电子交易价格为现货的报价提供了基准参考价格，指导现货企业进行交易。而在产业互联网下，现货企业通过电子商务模式进行交易，由于电子商务平台集聚市场买卖双方诸多真实信息，改变了传统“一对一”的私密模式，实现信息良性循环和分享机制，现货价格的权威性得到提升。现货价格、远期价格、期货价格三个价格相互影响、相互协调，形成公允的“锚价格”，而公允的“锚价格”是我国争夺大宗商品定价权的关键。
另一方面，“互联网+大宗商品”行动计划，并不是简单的进行电子化交易，而是与金融、物流乃至下游加工企业结合在一起，形成完整的产业生态圈，几方企业均进行互联网化，整合产业链。整个产业链集合起来，将会大大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进而改变现有的大宗商品定价规则，助力我国争取大宗商品定价权。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通过输出基建、主导区域贸易规则、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等方式，助力我国争取大宗商品定价权。同时，我国还需建立和完善多层次的大宗商品市场体系，通过互联网的形式，有效整合市场资源，理顺大宗商品流通秩序。建立各级各层市场之间的有机联系，期货市场向下延伸，现货市场向上提升，大力培育场外市场，形成期货与现货对接、场内与场外对接、线上与线下对接、商品与金融对接、境内与境外对接的多层次商品市场体系，进而大大提升大宗商品定价力，争取大宗商品定价权。
